训练的文探，擅长从字里行间找微言大义，看破或曰猜出“风迟”的署名系“讽刺”的谐音。她很可能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首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很好的短故事诗，有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的遗风，才将其选用。
说到此诗的刊出，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空白的位置，于是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7。林海音“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8，这种谨小慎微的作风，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总统”内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为相信她的“纯洁”，过去又未有过“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坛有极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当局才会让她“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9了事。要是换了别人，正如临危受命接手她编副刊的马各所说，一定会和作者风迟（王凤池）一样被交付台北县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个月大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林海音（3）
突破意识形态藩篱宣传大陆文人
作为“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觉得有加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而另外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这时她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对官方设置的创作禁区，也甚不以为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顶一顶”（痖弦语），连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稿件也敢刊用。像王拓刚步入文坛写的《吊人树》，因内容敏感被许多报刊拒之门外。可当他把这篇屡试不中的稿件给《纯文学》时，林海音却抛开政治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肯定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便决定录用。当然，林海音也讲究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让步，诸如删去《吊人树》个别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乡”的对话，以便保护作者，同时也保护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处事甚公的《纯文学》这块净土，不再让政治家借口入侵。
正因为在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整治”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
这里讲的“近代”，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这个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学熏陶过的林海音顾不了这些。她只是认为老舍等人是纯文学作家，所写的是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纯文学作品，应该从尘封的书橱中拿出来介绍。在介绍时，她还主动邀约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或大陆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写评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月牙儿》时，正值音乐家马思聪从大陆的“*”浩劫中逃离出来，他向海内外读者带来了老舍因受不住残酷批斗，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这一信息。林海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请老舍的生前好友梁实秋写了《忆老舍》与《月牙儿》同时刊出。林海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的气氛有异，我硬是仗着胆子找材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说：“看现在编辑先生这么轻松放手编排的两岸三边的文艺征文、转载、破口大骂，等等，真是令我羡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10这里讲的“气氛有异”，系指“*”时期没有言论自由，如有位台湾大学教授因在课堂上讲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发到情治单位，由此受到处分，还差点丢了饭碗。林海音当时冒着风险去介绍“近代”（这一用词也煞费苦心）作家作品，弥补了因查禁30年代文艺作品使台湾读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对一些大陆作家因政治运动频繁生死不明的情况所产生的误传（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写过“悼念”当时还健在的胡风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
林海音（4）
夏府客厅：民间文坛的聚会
60年代的台湾，有官方文坛与民间文坛之分。这是台湾政治尖锐对立、省籍情结复杂化的结果。林海音编的《纯文学》，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她和夏承楹所组成的夏府客厅，更是张道藩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外的另一个文艺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与林海音的热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她向往热闹的生活，乐意帮助朋友，敞开大门欢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学新人或文坛前辈、男作家或女作家，只要到了林海音的客厅，都会在这位“资深美女”的可亲笑容中找到位置。就是国民党的官方作家，来到夏府同样会被热情的女主人所感化，在闹中取静的环境中不打官腔。这些人用过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后，常常不拘小节，置身于藤椅上，把腿伸得长长的。在爱吃能玩、更爱朋友的女主人营造的自由宽松气氛中，聊天的来客自然不会受“*令”的束缚。如为出版喜乐先生的《喜乐画北平》所组织的“京味儿之夜”，还有专门以本省作家为主的“台语片”的聚会，就是谈天说地没有禁忌的最好例子。这就难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请客就像写文章那样精心构思：从邀请名单到菜谱，从朗诵作品到摄影留念，均苦心经营，使大家到了这里少谈政治多谈艺术。在来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齐邦媛、罗兰、琦君、王文兴、余光中、隐地、杨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窥见小圈子倾向的破除。
难怪有人说：林海音的客厅，“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11。这文坛，显然是各种派别的无序组合。向往自由而更讨厌规范的海外作家，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以至感叹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厅，参加林派的聚会，“才像回到了台湾，向文坛报了到”12。
《纯文学》受政治大祸牵累停刊
在“*抗俄”的年代里，信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扬的是“纯文学”旗帜和创作自由论，这在客观上正好与政治挂帅的“三*义文学”观相对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文星》被当局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13。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柏杨、李敖之外，还有崔小萍（传媒人）、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说：“王敬羲，你回香港后准备一下，《纯文学》要停办了。”那时《纯文学》虽然一直亏损，在台港两地已出版了超过五个年头。他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学生书店（《纯文学》的投资人）赔了几百万台币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张望了一下，继续说：“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边想必已经知道了，早几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啦。说拉就拉，谁还敢办刊物？……现时林海音手头还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斟情处理吧。”说完他站起身，说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14
台湾版《纯文学》停止运作后，香港版《纯文学》则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终止。跨越三十三年后，即1998年5月，港版《纯文学》在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复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这种“纯文学”香火不断的现象，也算是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个慰藉吧。
余光中（1）
“自首”事件的来龙去脉
《狼来了》：一篇坏文章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1诗风进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诗的爆炸性文章2。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做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左倾文艺观”3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4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5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余光中（2）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