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达到了高潮”。6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余光中（3）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10
胡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1977年8月28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11
徐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已成名或已挂名的作家们，心理上可能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恐惧，有如当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绘画时，许多“大画家”不觉醋性大发，说谁个提倡洪通的画，谁个便是想搞“*”一样，势必要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可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及《狼来了》两篇文章作代表。对于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的文章，指出了谈人性的人，实际是抹杀了人性，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学市场的分配问题，徐复观也不会参与论战。他以哲学家的慧眼，看到了《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严重性：
余光中（4）
关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二是*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徐复观说得比胡秋原更尖锐，也更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位新儒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保护精神。后面提及“*”方法问题，这说明徐复观跟胡秋原一样，在政治上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如果说这些人竟然会为共产党的“乡土文学”保驾护航，有谁会相信？所以，由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这些国民党营垒中的开明人士出面说话，恐怖的阴霾由此渐开，原先惊魂未定的乡土派作家才清醒过来，先后写了反驳彭歌等人围剿乡土文学的文章。
《诗潮》提倡“工农兵文艺”？
你这样苍白的容颜，
你这样瘦削的身材，
啊，谁知道你满腔热血，
谁了解你坚贞的爱恋？12
高凖这首《白烛咏》，有点像夫子自道。他身材高瘦，因一直生活在寂寞和失业中，所以容颜也不够红润；他的政治理想、文学见解与官方不合拍，因而常常受到右翼文人的猜疑、排斥乃至诬陷和打击。他生活上有些不拘小节，有诗人的浪漫——漫无条理，因而一些关心他的左翼文友，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高凖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出版有《文学与社会》13。陈映真为此书写序时，高度评价他的诗：
是台湾极少数优秀的秉承了并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人之一。他的语言清晰，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汉语准确、丰美，并且表现出中国新诗在韵律和音乐上的辽阔的可能性。比杨唤、覃子豪、郑愁予和痖弦远远年轻的高准，在抒情诗创作上的成绩，不论怎么说，是极为独特的。14
高凖和余光中均反对台独，但一个是左统，一个是右统。由于政治观念再加上文学思想的重大差异，高凖对余光中的诗评价不高。他认为，余光中从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写着新月派式的格律诗，作品“几乎无一可观”。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有民族诗风和新古典精神的《莲的联想》，高准认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凄楚的‘东方式’的秀美，但却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爱的表达，与古典主义也不相干”。高凖的文章判断多于分析，显得粗糙。如他认为长期以来余光中“并无民族精神，而与《在冷战的年代》的同时写的《敲打乐》中，却无可掩饰地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讲到美国就崇拜到五体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就引以为无限羞耻的令人震惊的心态。所以他虽然一度以‘回归民族的’来标榜，其实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而已”。15这里对《敲打乐》的看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准和余光中相识于1961年，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时已有十六年的历史。余光中比高准年长十岁，高凖一向把余光中当长辈看待，可高凖失望地说：“想不到他对于比他年轻的朋友，竟是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16
余光中（5）
事情系由高凖1977年5月编的《诗潮》第一集所引发。彭品光曾指责该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设计，有遥远的大陆，有海洋，有海岛，天空和大陆是一片通红，海洋和海岛是一片黑暗：“所指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17高凖辩解道：事实上，无论封面与封底，均无大陆，也无海岛。唯一的罪状大概是用了红颜色。“红颜色是不能用的吗？”彭品光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诗潮》第一集为“倡导工农兵文学的专辑”：一是《诗潮》包含有《工人之诗》、《稻穗之歌》与《号角的召唤》三组作品，这正是“工、农、兵”，是“狼来了”！高凖反驳说，《诗潮》在诗创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组，计为《歌颂祖国》、《新民歌》、《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召唤》、《燃烧的爝火》、《释放的呐喊》、《纯情的咏唱》和《乡土的旋律》。《诗潮》是以促进发扬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学为总旨趣，所以这些诗的分组、编排上也照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歌颂祖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新民歌》是表现一种平易近人的民主风格，是发扬民权主义精神，《工人之诗》、《稻穗之歌》是发扬民生主义精神。关于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台湾一向极缺，所以特别标示出给予园地。但《号角的召唤》却不是以军人为主题的。这说明彭品光连依标题望文生义也没有望对！18
《诗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从香港回来，高凖去看他，并带了一本送他。据高凖说，余光中看到里面没有他的诗，就不高兴，“接着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诗中的战斗性与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说‘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是非常关怀的’。他说：‘这就该骂！这还不是有问题吗？’我说：‘怎么呢？李白关怀国家强大统一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即使引申到现实意义来讲，我们岂可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强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说：‘李白也有问题，他曾经追随永王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连对李太白也要展开起政治清算来了”。19
这里所说的余光中指责“李白也有问题”，是因为在*体制下，一般不允许人们自由讨论中国统一问题；还因为余光中不认同*，他只认同文化中国。正因为高、余两人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故余光中看到该刊后几天，就写出《狼来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作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佐证。过了几天，余光中又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高凖，高问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标，因为唐曾经骂他又给他戴帽子。余说：“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顶吗？”高说：“人家对你是道德意义上的指责，而你造的这顶帽子却是要把人送进监牢去的，这可不一样也。”余光中就说：“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头！”高凖说：“有一句古话说‘罗织成罪’，就是这个意思吧？但你既说不是指《诗潮》第一集而言，请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为已引起误会。”但余光中立即拒绝了，他忽然变了一种粗嘎的声调说：“老实说，对《诗潮》也沾到一点边！”余光中在电话里一开始否认“狼”文是指《诗潮》，后来又说是指到一点，《狼》文内容则又在某一二句子的气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对《诗潮》误会的样子。高凖认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对后语，实在使人失望。20
余光中（6）
高凖从此和余光中“交恶”，积怨颇深。尽管如此，他介绍的上述情况，还是对我们了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鼓应三评余光中
陈鼓应原先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晓波及一些学生效仿李白关怀国家的强大统一问题，在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宣传中国统一等主张，后被捕。释放后他无法教书和工作，曾出版过《存在主义》、《庄子哲学》、《悲剧哲学家尼采》、《古代呼声》。他给人“一个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印象，沉寂多年后因发表评余光中的系列文章声名大振。
陈鼓应与余光中不存在个人恩怨。十年前，他们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给人的印象似乎也是自由*人士，可《狼来了》发表后，陈鼓应改变了看法，并把他的作品全部找来细看，发现问题颇多颇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于资本主义病态生活的颓废意识和虚无情绪、买办意识和自我膨胀。他的作品里丝毫见不到他对别人的关心，也见不到他对社会人群有任何的关怀。他到了美国以后，看到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以及千里公路，万里草原，他立刻就被那里的物质文明所震慑，回头想到中国的贫穷，由此产生了民族的自卑情绪；又由于向美国的认同发生了阻碍，就越发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产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连串羞辱祖国的文字出现。21
有了这些看法后，陈鼓应便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连续写了“三评”：《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主义》22、《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23、《三评余光中的诗》24，并结集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25出版。
对《狼来了》这篇文章，陈鼓应同意徐复观的说法：这是抛给作家的血滴子。这不能单纯从“*”来解释：“实际上他写《狼来了》的真正动机，只是因为有一群新起的作家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市场，吸引走了他们的读者；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