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在1993年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曾当面向余光中道歉。 。 想看书来
余光中（11）
在香港，左报左刊对余光中的围攻，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还有画，其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夏志清和余光中，里面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另一激进派办的《文化新潮》，还使用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手段：
“我以右脚写散文自渎，以左脚写诗渎众。”这是70年代省港澳的唯一诗人余黑西的豪语……
对诗人的最重要经验，为他铺好成功阶梯，涉足象牙塔，主要还是他在“爱他妈”大学文艺工作室的学位。
在文艺创作方面，余教授曾与友好同创“黑星”诗社，办黑星诗刊……余教授的诗作已出版的，包括《藕的联想》、《脚下雨》、《白玉矮瓜》和《大家乐》。前两集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象征了他的文艺青春期，但是，最具时代代表性的，却是后两集。《白玉矮瓜》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譬喻他自己形似矮瓜，周身白肉，白心而涂上紫红皮肤。49
为了批倒批臭余光中，作者把余光中说的“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篡改为“以右脚写散文，以左脚写诗”，这还不过瘾，又擅自给其加上“自渎”、“渎众”的罪名。还把余光中诬为“余黑西”，把其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代表作《白玉苦瓜》辱骂为“白玉矮瓜”，把个子不高的余光中丑化为“形似矮瓜”，至于把其作品《莲的联想》篡改成《藕的联想》，把“爱荷华”大学写成“爱他妈”大学，把“蓝星”写成“黑星”，就更多了。文章标题处还备上大幅的以笔当枪打靶图，使人感到这极像大陆的大字报。相对这种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来，《盘古》的批判还是斯文的。但与《明报月刊》所开展的关于《白玉苦瓜》一诗的讨论50相比，《明报月刊》的讨论是纯学术性的，而《盘古》则明显地带有政治批判色彩。
除《盘古》等刊物外，还有王敬羲主办的《南北极》也发表了姚立民、阿修伯批判余光中的文章，称余为“诗妖”、“*狂”，还有什么“流亡心态”，后受到茅伦、郭亦洞的反驳。他们认为如果不用“摘句法”而是从整体上看余光中的创作倾向的话，那余“并非作践祖国”，他对祖国落后面的批评是爱之深则责之切，是为了不忘记民族耻辱和国家苦难。对不同观点的作家，不应采取“*”式的“斗垮斗臭”的方式。
对这些炮轰文章，余光中都没有作出回应。他曾写过一首风趣的《蟋蟀与机关枪》，表达了无心与卫道者正面交锋的心态：
你说蟋蟀与机关枪辩论谁输谁赢？
当然是机关枪赢
它那高速而激烈的雄辩
火舌犀利，齿光耀得人目眩
向来辩论是冠军
一开口轰动众山都响应
挞挞挞，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声空洞不断如掌声
我想蟋蟀是没有发言权的
除非烟硝散尽，枪管子冷却
准星怔怔地对着空虚
除非回声一下子停止
废弹壳，松果，落满一地
威武的雄辩住口后
英雄坟上悠悠才扬起
狗尾草间清吟正细细
说给凝神的夜听
也许歌手比枪手更耐听
机关枪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啸
蟋蟀，仅仅用寂静
陈芳明公布余光中“密信”片断
陈芳明，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候选人，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余光中（12）
少年时期的陈芳明在海外有一段左倾岁月。那时，他读了一些*主义著作，并涉及毛泽东思想。1976年“*”结束后，他对中国的幻想急速冷却，由此走向反面：由以龙的传人自居走向反中国的分离主义。他先是从文学走向政治，一度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后又从政治回归学术。引起极大争议的是他的《台湾新文学史》。
陈芳明在大学时代就迷上余光中的作品，从《莲的联想》等作品初识余氏的文学灵魂。他不是余光中的学生，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但他通过书信与余光中对谈，余氏给了他文学启蒙教育。在70年代中期，他写有《冷战年代的歌手》51、《回头的浪子》52等一系列研究余光中的论文。当余光中的“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和“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被人肢解误读时，陈芳明挺身而出为余光中辩护，认为“余光中的诗之所以能显露出力量，便是由反而正的颠倒写法”。对陈芳明独排众议的做法，余光中深受感动，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交。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因余光中发表《狼来了》53，陈芳明认为这伤害了自由主义精神，无法同意他的看法而与这位心中的偶像毅然决裂。
自称是左翼青年的陈芳明，成为独派后，为了表示自己和统派的余光中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在一篇题为“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文章中，私自公布了余光中在70年代后期给他写的一封密信的片断：
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之处……54
事隔多年，而且因为陈芳明先披露了此事，陈映真才在2000年9月首次与陈芳明的一场论争中，提及余光中这封“精心罗织”的长信，当时直接寄给了大权在握、人人闻之变色的王升将军——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诉我有‘新*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据说王升将军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达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升将军对之执师礼甚恭的郑学稼先生，请郑先生鉴别。郑先生看过资料，以为大谬，力劝王将军千万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甚至鼓励王公开褒奖乡土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对乡土文学霍霍磨刀之声，戛然而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逮捕与我擦肩而过。这是郑学稼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在那*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55
陈芳明事后可能后悔公布这封密信的部分内容，因而与陈映真论战时，表示不赞同陈映真对其文章的分析：
（陈映真）又重提余光中的旧事，那样好的历史记忆是值得讨论的。陈映真引述我的《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那篇文章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文字，无需说得那样神秘。在那篇长文中，我对余光中的*立场表示不能苟同；并且，由于他的*，使我对文学感到幻灭。我的批判态度，说明得很清楚。至于说，那篇文章是对陈映真“调查、入罪和指控”，读者可以自行覆按。56
又说：
陈映真在文中提及余光中写信向警总告密一事，这是我不知道的。这段恩怨情仇，可以直接找余光中讨论，无需刻意对我做无谓的渲染与联想。57 。 想看书来
余光中（13）
《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确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文字，但文中提到余光中的长信和附寄给他的影印文件，却是不能公开阅读的文字。此外，陈芳明先是允许读者可自行覆按，后又不同意陈映真对那封密信覆按得出的结论。从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中，可看出陈芳明内心深处的“苦闷与纳闷”。
陈芳明未和盘托出密信的内容，的确增加了此信的神秘性。陈映真由此猜测这封信是寄给王升的副本，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陈芳明是一位反反复复难以捉摸的人。他之所以不愿把问题说清楚，是因为他公布时未曾料到这一爆炸性的材料会被自己的论敌所利用，而自己这时又与原先决裂的余光中重归于好。他在余氏七十寿辰时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回忆与余光中密切往来到决裂的过程，“我自然是掩饰不了感伤。我的时代，我的思想，终于为这样的情谊造成了疏离。如果我在政治意识上没有开发过，也许仍然会与他保持密切的音信往返。等到发觉自己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后，我才领悟到往昔的友情已渐呈荒废。在政治场域里，交心表态是常常发生的事。尤其在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之际，对于自己的情感竟还沦落到以阶级立场来分析的地步。现在我当然知道这是庸俗的幼稚的左派思考。然而，当年在海外我竟认真其事。我斤斤计较着政治立场与信仰，而不惜切断从前的许多记忆”。58为了将功补过，陈芳明这时又写有研究余光中的长篇论文59，并得到余氏的肯定，收入他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60中。
有人写文章称余光中当年写的告密信为“余光中事件”，而陈芳明在这个事件前后扮演了一个暧昧乃至不光彩的出卖朋友的角色。
赵稀方质疑“余光中神话”
2004年初夏，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了一篇长文，质问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61他说，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很吃惊，更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他认为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现在跑到中国大陆到处招摇”62，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
赵稀方这里说得过于极端，大陆研究台港文学的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知，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63，就曾花了相当的篇幅批评余光中的《狼来了》。
不过，赵稀方所说的大陆的“余光中热”，确实存在。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在这里幸福地渡过了他的七十五岁生日；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行，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接着，赵文详尽地披露了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恶劣表现：先是用左倾的帽子栽害唐文标，后又写了《狼来了》这样的*文章。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品光强调“*”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
余光中（14）
赵文认为：如果说余光中的《狼》文是公开告密的话，那么余光中向台湾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就不仅与政治立场有关，而只能归之于他的人格问题了。文章最后说：还是李敖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他对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账，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赵文一再强调：现在大陆有一批人神话了余光中，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有问题，至少是对台港这一块还所知甚少！
赵稀方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同的反应。台湾清华大学吕正惠十分佩服“小赵”的勇气，并对该文某些地方不够准确之处作了纠正和补充：
70年代的乡土派其实是非常混杂，因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及现代派的西化而结合，他们的旗手如陈映真、王拓（当年）、尉天骢确实有左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许多支持者虽有“泛左”的关怀（这主要也是反国民党的“右”），但更具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反国民党压制台人），因此在民进党组党前后，他们纷纷表态成为*派。当年郑学稼和徐复观（还有胡秋原）也许已经看出*思想的潜在威胁，所以力保左派民族主义的陈映真。回顾起来，乡土派内部的左统派（我自己也算在内）恐怕很多人自觉不够，因此对同样反国民党的潜在*派长期存在着不愿批判的心理（在*未主政之前）。
右派的现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数），既*，又反党外，反民进党，反乡土文学，这使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深具戒心（他们把这一块招牌送给大陆了），又厌恶*，他们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立足点。
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
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64
吕正惠对乡土文学营垒和右派的现代派的分析以及台湾文坛对余光中的评价，是他多年经历和思考的结果，一般大陆学者很难了解到，因而极具参考价值。至于大陆“余光中热”的出现，有特殊的原因，不是“因对历史无知”一句话就可抹杀，这是台湾学者较难了解到的。
从香港到台湾任教的黄维樑，不同意赵稀方等人的看法。他在和赵商榷的文章中说：
某人说余光中是“骗子”，说余在中国大陆“招摇撞骗”；赵稀方说这人“对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我要提出问题：说余在大陆“招摇撞骗”，证据在哪里？65
“我骂人人、人人骂我”的李敖说余光中是“骗子”，确有人身攻击的意味。黄维樑接着说：赵稀方说在70年代后期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攻击乡土文学，证据何在？余在什么地方攻击过乡土文学呢？接着他举了一些余光中赞扬乡土文学的论述。不过，黄维樑还是认为《狼来了》一些说法不妥，但余不是官方人士。至于向王升将军告密一事：“余先生亲口对我说：绝无其事。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余光中（15）
赵稀方对此回应道：“黄维樑所引余光中1969年说的‘由于日据和方言的背景，本省作家在文坛上露面较晚，但成就不容低估’的话，显然不是对于乡土文学的肯定，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的评价却又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并不代表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态度。我相信，当年乡土文学的所有敌人，今天都不会再去愚蠢地否定乡土文学。”赵稀方还说，王升的声明是黄文最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段是全文最为简要的部分。这个声明无论是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有人见到过。66
上海学者陈子善对此事评论道：“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67台湾青年学者杨若萍却觉得余光中在大陆的走红，并非浪得虚名。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