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过去*，现在不*，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68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也参加了讨论，提到余光中本人后来已经表示忏悔，今天不应再揪住不放。69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
余光中年轻时喜欢参加论战，可一过中年，便无心恋战。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年后，有人劝余光中为文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他苦笑地说：“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70他觉得自己没有“九条命”，只能把最宝贵的“一条命”用来创作：“与其巩固国防，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71他还自负地认为：“我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72这未免有点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间烟火了。生活在纷争的文坛上却要完全躲开论争，是不可能的。因而当赵稀方的《视线之外的余光中》73发表后，余光中只好接招，写了《向历史自首？——溽署答客四问》：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通通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
我说：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的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真相……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在“*”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然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狼》文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有这么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4 。。
余光中（16）
余光中在这里交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和心态，有参考价值。他还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这说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人认为，余光中和大陆的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均死不认账，都不愿意忏悔。其实，余光中比坚决不认错的余秋雨要好一些。但陈映真并不这样认为：
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于《狼来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钟玲教授，在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为《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钟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后，真心为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不料这么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信中余一再表示道歉，可进入论争时，这样好的话不见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关于是否向王升告发陈映真是共产主义信徒问题，余光中大概感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即使当时的细节已经模糊，但只是从香港把材料寄给彭品光，“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在信上我对他说：‘问题要以论争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我的用意十分明确，但这句话陈在公开的文章中却略去不提”。76至于那份中英对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罗织”的结果，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学者——是陈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像谈《狼》文那样令人激赏，而是使人感到遗憾与怅然，因为余光中的确把告密信直接寄给王升，其根据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但也没有奖励。77
所谓“密信”不仅告发陈映真，而且还牵连到一位姓颜的教授和一位现在成为*派的姓谢的艺术家。其实，陈映真只是听郑学稼（后又说是郑的学生）的转述，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这样，陈映真对余光中文章的标题也有意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为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紧抓着有没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78
余光中和陈映真在反对*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但两人的历史积怨太深，故余光中给自己向历史自首打了个问号，陈映真由此觉得对方缺乏“自首”的勇气和诚意，因而这场论争无论是称“陈映真事件”还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遗憾和悬念让人猜想。
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次余光中、陈映真的对话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坦诚面对历史，逐步达到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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