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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叶公超面色凝重地出来。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一般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还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写日记的习惯，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出“伟大成就”，用不着为自己“立传”做准备。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钱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宝仁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小吃。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介石说情，蒋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院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继任“总统”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游归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鸿章原韵并和老外交家郭则生诗韵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怀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叶公超（6）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后作的七律诗，叶公超步韵不仅穿插了日本游客欲以重金购藏诗幅而未能如愿的轶事，而且表现了他晚年“归林倦鸟知安隐”的情怀。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这体现了叶公超晚年浓浓的乡愁和有家归不得的苦闷心情。
为了帮助叶公超度过落寞时光，梁实秋请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讲授现代英语诗，他碍于情面答应下来。可他宦游多年，对重返杏坛十分不适应，因而只教了一学期便拂袖而去。他还在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台大校长知道后按别人所进的谗言将其解聘。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叶公超在台大和师大兼任教授时，当他讲到“秋天落叶落地的声音”，眉飞色舞并配以美妙的手势，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叶老师”争取一席红粉知己的地位。当然，这“红粉知己”也可作广义解释：如在叶公超挥毫作画时为其研墨，或陪“叶老师”在台北中山堂听《玉堂春》京剧。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又据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尤其是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的夫人玛丽，对“乔治叶”漂亮的英文书法爱不释手，无端也要写信给他，并对叶用英文爱称而不呼其名，其亲密程度可想而知。本来，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气雄豪者被海内外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叶公超奉命返台不许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许出台，连教书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部属多不敢探望。在客况萧条、人情冷暖且无家室之乐的情况下，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感到异常苦闷，曾要国民党在岛外办的《香港时报》的采访副主任于蘅打听认不认识以媒介*为业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个高级*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当于蘅在悼念叶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闻时，有人又打电话又写文章骂于蘅破坏了叶公超的形象。于答辩说，叶公超“是不拘小节的人，我写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衬托出叶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这样写，只在描绘出叶先生做人的诚恳、真实。唯诚与真，才能不朽”。
叶公超（7）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落寞的叶公超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认为信仰宗教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另还可勉劝人们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叶公超利用自己鉴赏文物的才能卖点古玩，还出售他的墨宝、兰竹。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托人请南洋著名侨领、新加坡胶业巨子李光前剪彩。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叶公超为了卖画糊口，也顾不上这些了。李光前鉴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托词不担任剪彩人，但答应由前来说项的赵世洵代他挑一张售价最贵的竹子由其买下了事。
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从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他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在《叶资政公超先生事略》纂述其生平时，只字不提他被蒋介石罢官一事，仅轻描淡写叙述他于1961年奉召回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官方对他评价不公，所以台湾暨海外不断有他的亲友、同僚、弟子发表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写尽叶公超平生为人，包括其功勋事业、文艺修养、千秋风骨，兼及红颜知己，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为《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15日出版。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参考文献
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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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1）
为传承文化呕心沥血
鲁迅的嫡传弟子
台静农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已有建树，可在海峡两岸长期湮没无闻。
那是1925年，二十五岁的台静农和同乡同学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该社因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惹祸，于1928年受北洋军阀张宗昌*查封，到1931年正式解散。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为“未名丛刊”，由此奠定了他的乡土小说家地位。
台静农还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对台静农的所作所为，鲁迅回报他以“老朋友的态度”1。对台静农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不愧为知音，在他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是当时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励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与淑世的心情，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后，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台静农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对1932年12月22日台静农突然被捕一事，鲁迅曾先后致函王志之、曹靖华表示深切的关怀。
临危受命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
鉴于环境的险恶，台静农后来不再写抨击现实的小说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一点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考虑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因而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子、小女儿来到台湾，随行的还有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助教裴溥言。
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台静农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故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可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均到别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个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而所谓中文系，只有陈诗礼与叶庆炳这两个学生。
台静农（2）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莫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9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可谓是临危受命：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台静农之所以肯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另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基础。
对台静农光复后来台一事，有人曾对其动机作过种种不同的猜测。鉴于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其他文学评论家如李何林、袁珂、雷石榆均在许寿裳被杀后返回大陆，因而有人认为台静农“是为了贡献教育于刚脱离日本殖民的偏远之地”。也有人得知台静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