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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这个时代，本质上说则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如今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的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先生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唯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超级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鲁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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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有趣的故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做“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写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个。
什么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个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证当然是水门事件。我一岁那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搞定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从而证明了尼克松总统确实对政治对手使用了窃听器。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义：一是有超乎读者期待的情节，二是它包含着一种近乎清高的信念，务使历史向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转向。
可是这种故事娇嫩着呢。伟大的新闻总是特别容易死掉，说起来真是惊险万状，简直连丢手绢都不必。这就像造物主制造了一朵鸢尾花，只要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点，比如洋流偏转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这朵鸢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变稍微大那么一点儿，比如在太阳系里拿掉一个最小的行星，那么很可能“轰”的一声，欧洲就掉到你们家的马桶里去了。一般来说这就叫系统。有趣的新闻故事总是依赖于好的文明系统，无聊的新闻故事则依赖于反文明的另一个。
换言之，反文明的系统杀死了几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留下了独一有趣的一个。
前苏联有个老故事说，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受邀参加红场阅兵，凯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轮到拿破仑了，他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这个故事很有趣，底子却悲哀，它花开后百花杀，有了它，别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杀了。可是如今人们不仅知道了滑铁卢，还知道了苏联的各种往事，我觉得这证明了独一有趣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总有威风扫地的一天。这个结尾有一层糟糕之处，就是苏联解体了，石油寡头诞生了，切尔西变强了，我支持的阿森纳队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可它又再妙不过：有趣的故事又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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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有那么几本好小说，它们最吸引我的内容是父亲怎么教育孩子。一本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父亲对儿子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这是说做人要谦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师，坚持替黑人辩护而导致家庭遭到残暴的攻击。有一次他给孩子们买了鸟枪，然后说，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们不破坏庄稼，不做任何坏事，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认为正直和浪漫是绅士的先要准则，至于是否穿得人模狗样倒全没所谓。另外切莫只为了乐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残忍的事。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教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唯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的时候，常常说，畜生！可是我觉得，畜生也比没教养的人强。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个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个自私自利、霸道无耻的混账东西。即便我生的是一只猴子，如果他领会了前面说过的前两句话，就会懂得善与同情，领会了后一句，就会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当，而最该反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笼统地说，这就是教养的真义。可是粗鄙之行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多如天上繁星，今有在洗浴城里“强迫要求”姑娘陪他洗澡，古有无穷悲剧，每当一个诸如柳州那样的地方有公车闯红灯，北京就必有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教养如不文之言，总是行之不远。有句话讲得好：老子是吓大的！这还真是悲哀呀。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不怎么像样。
那么教养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我说，不是行礼如仪，不是早上洗漱完毕先到长辈屋子里头请个安，而是这个：正义。
当人们的周遭不乏正义的说教，却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实体正义，一个社会就绝不会有什么教养可言。正义不能昭彰，恶行就会得到鼓励，一个国家就必然指鹿为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边抱怨一边堕落。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有言，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连道德都无处附丽，教养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全民都很粗俗。当然主要是上面的人比较粗俗。大猪总是比小猪粗俗。在糟糕的国家里，什么样的罪行都可能发生。偷民权，偷自由，是世界上顶没教养的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这世界上没任何事比之更令人作呕。最终文化也可能变得粗俗，比如厄普代克就弄不明白：“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可以习得礼仪的时代，而是经过了泯灭教养的时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会想起久远的往事。在茫茫历史中，总有一些年轻人心怀梦想却受到戕害。他们曾是历史的主角，可是如今回望过去，已经都是孩子了。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历史又是多么容易被偷走。往事总是复杂的，可是究其本质，那些年轻人只是一些知更鸟。他们很幼稚，很多时候不聪明，而且像在任何人群中一样，他们当中也有怯懦者和自私自利者，可是作为一个全体，他们只是用心唱歌给他们的国家听。那么年轻的脸孔，那么不甘于陈腐生活的灵魂，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