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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挑剔的言语无穷，赞美的言语易尽。真不知道用啥话来形容它的美，才能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杨秀治女士已为艺术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梅花绣”不是“绘画”“刺绣”“浮雕”的综合体，而是“绘画”“刺绣”“浮雕”的化合体。——艺术领域中的一项最大贡献。
艺术家永远在追求平凡人物认为不可能的事，音乐家希望在他的声音中呈现色彩，画家希望在他的色彩中呈现声音，小说家希望在他的小说中显示立体实物，诗人则希望在他诗中发出芳香。但是还没有一位艺术家想到绘画、刺绣和浮雕，溶解之后再制出另一种崭新的作品。
我敢打一块钱的赌，一定有人嚷曰：“老头，你说了半天，说的不过是车绣、湘绣、乱针绣罢啦。”呜呼，那可把柏杨先生看成了瞪眼瞎。梅花绣如果是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贵阁下穷嚷乎。车绣杂芜，湘绣呆滞，杭绣一股匠气，乱针绣则像一堆稻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而比过的人多矣。已故的名书法家梁寒操先生曾对他的艺术界朋友叹曰：“中国有七亿人口，像杨秀治这样有才情的女子，却只有一个。”吾友胡为美女士在台北《妇女杂志》上曾有一篇报导，说明梅花绣的特质，其中一段曰：
“杨秀治拿出一幅梁寒操先生送给她的墨宝，上面龙飞凤舞的写了十个大字：‘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我赞叹说：‘好字。’寒雾在旁边笑着说：‘你再仔细看看。’我走上去，看了半天，又用手摸了摸，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绣绣的。那种力透纸背，浓淡俱宜，一勾一撇，纤微毕显的功力，只有毛笔才能够发挥到这种境界，谁能相信这只是仿制品。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
柏杨先生还要加上一句：“欣赏杨秀治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是‘画’，还是‘浮雕’？”你必须亲眼见到才能相信，因为她的成功远超过我们已有的知识，而人类的常态是，对过去经历中所没有的东西，往往排斥它的存在。
一个偶然的契机，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杨秀治女士在初中二年级被摒出校门之后，就去学洋裁车绣。没有几天，她的二哥结婚，妈妈要她为新婚夫妇绣一幅八仙彩图，这简直是教一个小学生写一篇开国文告。她曾拿着那块大红缎子去请教车绣老师，车绣老师嗤之以鼻。所有的成功人物，都定律的一定要遭到轻视、嘲笑、侮辱、刁难，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打击，一灰心就从此结束。而杨秀治女士却没有灰心，她天天跑到土地庙观察水泥做成的浮雕，她那时就像一个疯子，连做梦都在梦八仙该穿啥衣服？该骑啥怪兽？而吾友李铁拐却是穷得连啥都没得穿的，于是杨秀治女士就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数着他的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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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尊严的榜样（2）
这是杨秀治女士的第一幅作品，像《启示录》上的呼喊：“天忽然开啦！”她领悟出两大道理，一是她领悟到她针线的奇异功能，可以办到必须用笔才能办到的事，也可以办到必须用雕刻刀才能办到的事。一是她领悟到她如果追求完美，必须有高深的绘画素养。于是十几岁的苦命养女，决心到台北觅求名师。
杨秀治女士是台湾省台中县丰原镇人，大亨之类从台中到台北，犹如从卧室走到客厅。而杨秀治女士从台中到台北，则跟柏老从台北到巴黎一样困难。她在一个暑假中，用她特有的闪电速度，给学生老爷老奶们绣学号，积攒了一笔钱，凭着她的热诚苦修，得到艺术界前辈喻仲林先生、姚谷良先生、谢书贤先生、黄君璧先生，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的指导。——梁寒操先生就是在黄君璧先生家看到她的作品之后，而感叹系之的。
今年（一九七七）二月，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她的作品已先后运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展出。而就在今年冬或明天春天，还可能在纽约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特展。上个月，美国卡特总统把他小女儿爱美的照片寄给她，拜托她的绝技，相信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白宫美国第一家庭的墙壁上，将出现一幅从来没有过的可爱女孩的梅花绣肖像，那将是一个中国女子在世界艺术界一项重要展示。
但我恐怕这个不久的将来可能拖延得很长，因为杨秀治女士不但是一位才女（才女没啥了不起，谁家的女儿不是才女乎哉），主要的是，她还是孝女。杨秀治女士的养父在台中卧病，她回去服侍，听说老头的情形不太乐观，好像跟砍杀尔有点纠缠不清，那就要等一段时间矣。这还不算什么，主要的是她太欠缺应付这个社会的技能，以致一开始就被人事上的纠纷，搞得焦头烂额。不过，一个有真本领的人，像一轮朝阳，再高的墙都挡不住。杨秀治女士才三十岁，在柏老看来，简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多一分打击，等于多一分锻炼，这种使自己内在充实的宝贵能源，花大价钱都买不到，算不了啥。
问题是，我们希望她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她所受的打击应是她所能承受得住的，一个只受过初中二年级教育的孤苦养女，由于倔强的奋斗，已成功的创造了新型的艺术作品。我希望中国人不要重蹈荷兰人对待他们同胞梵谷先生的覆辙，一定等到他穷困而死之后，再赞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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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尊严的榜样（1）
——女作家刘侠向残酷的命运挑战
青年人最大的特征是不相信命运，认为专凭拳打脚踢，就可闯出江山。老头则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白胡子，都垂头丧气的承认，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神仙老爷，蹲在宝座上，专门作弄他的子民。于是乎，命运是不可抗的，好运来啦，山都挡不住。霉运一旦光临，只有恁它埋葬，挣扎徒增烦恼。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介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越了宗教，而成为人生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或是面面相对的向它挑战？
郑丰喜先生是一个典型，他遍身浴血的向命运决斗。而刘侠女士，是另外一个典型，她像一只身负重伤的小猫，向命运发出淡淡的轻蔑。
刘侠女士十二岁的那年，正是玫瑰花般的年龄，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踏进少女天地。突然有一天，她的手腕隐隐作痛，接着她的脚趾隐隐作痛，接着腿也隐隐作痛，连走路都发生困难。这是一个可怖的转捩点，从此结束了她应有的欢乐童年，开始漫长的痛苦生命。在医院里七进七出，最后终于证实她害的是一种迄今尚无药可医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一年，她才小学六年级，勉强参加毕业考试，却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当全校师生欢乐的聚在一堂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却躺在病床上接受折磨。
刘侠的父亲刘德铭先生为了给女儿治病，把女儿驮在背上，从北投到台北，一个医生接一个医生，一个医院接一个医院，哀哀求治。每换一个医生，都燃起父女心中一线希望。每换一个医院，都使全家人再建立一次信心。然而，到了最后，她的病情反而急剧的恶化，孩子的小手开始肿起来，而且扭曲，而且变形。两脚也不停地向里弯折，向下挺直。腿也变了，同样的肿胀、扭曲，接着是其他还没有痛过的关节，也开始不祥的隐隐作痛。
这种悲惨的遭遇，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柏杨先生的生命弹性可够大了罢——很多朋友都要向我呈递“佩服书”，可是我保证我就不能承受这种打击，更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乎哉，刘侠女士最初的反应是不言不语，一天不说一句话，一开口说话就流下眼泪。读者老爷如果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儿的话，试想一想一旦你的宝贝也成了刘侠的样子，孩子将会如何？大人又将会如何？这不是“心碎”两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我如果有本领，我就把上帝老爷拉到刘侠女士面前，让他瞧瞧他的恩典。
然而，小小的女孩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没有下跪，没有烧香，也没有埋怨。她面对着命运所加给她的残忍手段，安静的露着微笑，她练习写作。
不过，刘侠女士的写作要比别人困难百倍千倍，而且是基础的困难，没有几个人能克服的困难。第一、她只读过小学，很多大学堂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通，何况小学程度。上帝永远不会赐给人们奇迹的，任何奇迹都出于人们自己的创造。刘侠女士开始看书，再多的书都填不满她饥饿的心灵，以致她的母亲唐绵女士，疲于奔命。二十三年过去了，她的写作能力已超过了“牧童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吃草”的伟大作家。第二个障碍更可怕，她变了形、弯曲了的手指，根本不能执笔，稍微低头，脊椎骨就立刻痛苦。《妇女杂志》编辑黄沁珠女士曾记下她印象：“那天，我在她房里看她弯卷着手，歪斜着身子，躬垂着头，握笔的手指，一点一点慢慢在纸上移动，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就在每一个字就是一阵痛苦中，她完成了她的一部散文集《生之歌》，和两部剧本《谁之过》、《囚》。
台湾没有剧坛，舞台剧根本无法演出，而每天都在猛嚷剧本荒的电视公司，如果看到他们那一种提起剧本荒就痛心疾首，求贤若渴的景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是《谁之过》、《囚》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却引起香港的注意，而先后在香港演出。——《囚》是今年（一九七七）八月间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大众传播界轰动的报出台湾文坛这枝奇葩。
《生之歌》，刘侠女士把它献给妈妈唐绵女士，我们可以想像到，二十三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位母亲对女儿所付出的爱心。——柏老又要发议论啦，我不明白，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为啥不选出刘侠女士的母亲、郑丰喜先生的母亲、王晓民女士的母亲，天下还有哪一位比这三位更伟大的母亲。
《生之歌》很难买到，书摊没有，书店没有，打电话到出版该书的巨浪出版社，每一次都没有人接（我建议巨浪出版社老板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上吊）。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听不到病榻的呻吟，听不到挣扎的呐喊，也看不到命运所加到她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残酷烙痕。每一篇都是那么安详，安详得像墙角下的一株鲜花。仅从这部散文集，谁都不能发现作者所忍受的苦痛。在刘侠女士心灵中，只有爱，没有恨。这只有大慈悲的胸襟，才有这种大慈悲的人生。这一点，柏杨先生虽比她老了两倍，却做不到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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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尊严的榜样（2）
这是刘侠女士对命运挑战后的胜利果实，在《生之歌》中，她曰：“许多年前，有一位长辈逃离大陆，她因过度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女，导致精神轻度分裂，几度自杀未果，母亲将她接到家中疗养。她常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轻轻搂住她，让她靠在我肩上，希望以一份亲情的温暖，抚慰她的伤痛的心。分享别人的快乐很容易，然而，与哀伤的人一同流泪，却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我从小脾气暴躁，恃宠而骄，上欺姐姐，下压弟妹，俨然家中的小霸王。但是二十多年来，上帝让我经历了极大的苦难，破碎的心，以及无数哭泣的黑夜，这一颗刚硬的心，方被锤炼得较为温柔细致了。”在另一篇中，她曰：“我曾有过一双美丽的手，白皙柔软，十指纤纤，许多人都羡慕、赞赏过，我也深以拥有这样一双手为荣。然而曾几何时，十指的关节一个个在病魔的侵蚀下逐渐肿大、弯曲、僵硬，变得古怪而丑陋。……虽然我的手不再美丽，但我希望它多学习一点付出的功课，在别人危难时及时的伸出来。”
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今年才三十五岁的刘侠女士——她躺在病床上已二十三年，感情正无止境的悄悄的升华。《生之歌》至少可作为中学堂的教材。它所表达的文学造诣，远超过现在使用的那些官老爷编选的课文，但作者身世所含的意义是对孩子们的深切鼓励。
刘侠女士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姐姐刘仪跟刘侠女士同样的为我们所崇敬。刘仪女士去美国念书，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就辍学做事，为残废的妹妹在台北买下一栋房子，供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大学毕业，十年后的今天，等到弟妹们都已成长，她再去攻读她的博士学位。她分担父母的重荷，看顾同胞幼苗，这就是孝道，也就是厚道，为我们这个日趋堕落的社会，带来暮鼓晨钟。
郑丰喜先生的残废只是双足，而刘侠女士还绵延到她的双手；郑丰喜先生在装上义肢后，还能站起来，刘侠女士却只能缠绵病榻，她似乎悲惨更多。但他们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获得胜利，却同样的使鬼神垂泪。柏杨先生在电话中建议刘侠女士写写小说，因为小说的涵盖更广，她迟疑她没有能力，柏杨先生曰：“简单得很，散文加对话，就是小说。”她大声地笑起来，是一种开朗的笑，蔑视命运的笑。
柏杨先生平常不大祝福人的，但我祝福刘侠女士，眼泪哭尽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向命运挑战，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不过几个字，但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而你已经做啦，不要自怜，不要气馁。你，以及你的姐姐，你的父母弟妹，已为我们再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保卫术
柏杨先生对橘子小贩张牙舞爪，是一个类型。叫化子对主人翁咄咄逼人，又是一个类型。各位读者老爷以我老人家为戒易，以主人翁为法难。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欺负人易，而受了人家欺负时还笑眯眯也难。我老人家宣传“不给他侮辱你的机会”，固然主张笑眯眯，但绝不是劝你阁下马上去官崽大学堂吃软骨药，一跪到底。这跟一场打斗一样，最好是不让他先动手。即令他先动手，则最好是先躲过第一拳再说。洋大人有则小幽默，一个人被打得头肿脸青，到法院告状，法官老爷问曰：“在他动手打你之前，你有没有想办法阻止他耶？”该家伙哭丧脸答曰：“老爷，我把啥脏话都骂出来啦，可是没有用。”那当然没有用，盖一个人绝对不能用逼着人家非冒犯不可的手段，去阻挡人家冒犯也。
我们本来是谈情人谷的，却像黄天霸先生的飞镖，一镖三千里。不过为了向太太小姐乱出主意，就不得不这么说个来龙去脉。呜呼，太太小姐除了赶紧学柔道之外，“不给臭男人冒犯的机会”，恐怕也是最高明，而又最有效的防身之策。前些时台北复旦桥经常有野孩子调戏女学生的新闻。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台北永康街，夫永康街是住宅区，入夜之后，巷子里静得像口枯井，他阁下的女儿在大学堂夜间部念书，每晚回家，总在十一时左右，也有太保人物在屁股后，一面追一面搭讪曰：“小姐，小姐，你在啥学堂呀？”“把名字告诉我好不好？”“一言为定，我请你看电影？”吓得她花容失色，两腿发软，该朋友报警察局也没有结果，找我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