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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今日满地关卡的情形，在圣道五年以前，英华国中也曾经出现过。虽跟满清盘剥地方的商关厘关不同，主要是核查外地商货是否完税，关卡数量也没那么多，但也造成中小工商流通不便，关卡差役借机贪腐的情况。
财权压实在了县一级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就昂然抬头，一府之内，各县税率、稽查办法各不相同，反正谋的就是一县之利。搞得那段时间，知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唐僧，日日教导下面知县“和气共济”，协调各县利益，可往往都是按下了葫芦又起瓢，而知县打架争利更成了报纸日常。不打不行，知县不动手，乡院县院的院事老爷们就要动手了。不为一县谋利的县官，要来作甚？他们可是有弹劾权的。
这事错不在地方得财权，在于分级不足，难以统筹。民间和朝堂很快就现了问题，而且应对也非常迅，这本就是有所预料的事。
知县日常仅仅持续了一年不到，在工商大兴，要求商货通行无碍的洪流逼压下，朝堂修订了公司法，大幅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只要五人以上注册，在指定银行开设账户，存入本金五百两，就可以组为公司，业税产税不再由地方收取，而是由商部收归中央。
这就意味着留给地方的工商税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本地的小作坊和墟市。地方对中央这刮钱行径异常愤怒，而颁行这项政令的政事堂辅李朱绶被地方称呼为“李大斧”，背黑锅的李朱绶自是处之泰然。
愤怒归愤怒，中央给县一级留的财税其实已够养人，而且教育、医卫等事还以中央拨款为主，县里需要考虑的是修路造桥、抚恤孤苦、治安捕盗、防火救灾等事务，并不存在太大的财政压力。
可钱多好办事，谁不想兜里钱多？于是各县就卯足了劲，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兴小工商，大修城镇，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关键是引人入城，能多收屋税。没错，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但为公平起见，都开始照面积收，而不照门面窗户收。这是县里收的，朝廷定一个最高限，县里在这高限之下自己灵活处置。
光只修订公司法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特别是各县差异巨大，穷富迥异。山沟里的县卯足了劲也吃不饱饭，县里的“片警”还踩着草鞋扛着梭镖，靠两条腿四下巡查。而南海、广州、佛山和东莞等县则是富得流油，“片警”们身上绸缎，脚下皮靴，腰间短铳，戴着墨镜，高居马上，比侍卫亲军还要威风。
这个问题只向上推到府一级还不足以平衡差异，毕竟应天府（广州）、承天府（英德）和肇庆、泉州、福州、漳州、长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枢纽，各县都富，而其他府则差得太多。
构建省级财政的时机就此成熟，省一级行政建制的主要职责是平衡一省地区差异，在一省内调剂穷富。未来将如县级建制一般，担负起英华地方架构的核心，因此将东西两院制引入省院，也就是范晋所说的，省级建制已初步成型的标志。
朝堂将省级财政的根基挂在了土地上。设立省一级的地管局，管理全省所有的土地过契，契税归由一省支配，作为办公经费。
此外一省还跟中央和县分享土地权，从法理上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主之地都是皇帝的。但李肆由《皇英君宪》，将一国变为万民之国，这无土之地也就变成了万民之土，他这皇帝不过是代管。
不管是皇帝的，还是万民的，反正都是由朝廷，也就是中央支配。中央将军事重地和预留下来，以长远规划进行开的空地划走，再将城镇用地以及预计未来会扩容的地留给县一级，剩下的就是省里掌握的。
这些地的“产权”交给了县省，其实已推着县和省有了各自的展轨道。县就重点保民生，扩展城镇。而省一级想要增收，就得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荒地”有所产出。在这方面，各省巡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各有活用。
原本各省巡抚都打着小九九，想直接卖地，可如今英华不比往日华夏，大家对地已不稀罕。地有的是，南洋大把大把的，还有根本望不到头的南州，不是有用处，有产出的地，买来做甚？
巡抚们只好把目光放在实业上，湖南巡抚房与信将适于开垦之地分包农人，以三七收租，一方面有稳租可收，一方面也是扶稳湖南米仓，安定湖南民生。而广东巡抚巴旭起则广召投资公司，作精细规划，重点扶持高州、廉州等穷乡僻壤的展。
省县分土，因法司和计司还未太跟得上土地管制的步伐，在法令和财税规划上都有所欠缺，现在依旧是个半成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省级财政和省级建制的基本盘已经摸清楚了，眼下开始未雨绸缪，开始进行将县级财政提升到府级财政的规划。
未来英华的成熟地方财政体系，是府、省、中央三级，最初放在县一级，是要先将财权划分填实到基层。原本近现代的地方财政体系，都是从下往上拼的，而英华则多走了一步，先从上往下划到县，再粗拼成省，接着再由县拼成府，这样才算走完上下对接的过程。
总之，范晋所述的“江南攻略”第三步，非常人所能领悟，而第三步大致成型，加上英华政事堂和两院的架构已运转四年，此时再吃江南，就有现成的地方架构和财税制度。
范晋语气虽平静，可“陛下”的称呼，却显出他内心的动荡，甚至是不满。
“三步已走完，正是收下江南的好时机，陛下为何在这关头，把我调回国中？臣就是个独眼，看事只能看到一面，次辅一职，臣实难胜任。”
李肆随着他的讲述，思绪也悠悠飘过这四年来跟朝廷谋划地方架构的幕幕情景，甚至还想到了已由南海知县升任潮州知府的郑板桥，那家伙在“知县日常”里出镜率颇高，以一招抱腰扑压打遍周遭各县，官场人称郑提辖……
被范晋这阴阳怪气的语气拉回心神，李肆叹道：“重矩，江南是华夏腹心，未来一国之翼，你就没想过，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到？有什么牌没出全？”
*。草清
第六百三十五章 钱，金融以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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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五章钱，金融以及我们
【这两章是圣道九年，英华展历程的总结，也许很枯燥，还请大家海涵。】
范晋显然已经想过了，他点头道：“臣确实疏漏了一项，但这一项本就是循序渐进，跟江南事还隔着一层，臣不认为，非得待此项大成再取江南。”
李肆摇头：“你说的该是金融，可这不是我要说的。”
可单单金融，也是很大一篇文章。
圣道五年起，李肆将内政权交给内阁后，虽还密切关注工业和地方政制，但更多精力却放在了金融一事上。计司依旧由他通过中廷直管，这个计司，其实就是李肆前世，寰宇膜拜，力量穿透位面，打个喷嚏就山摇地动掉飞机的改委。
英华的计司显然没那么大能耐，主要负责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监管，以及国家财政管理，而这四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理顺金融体制。
股市和债券仅仅只是金融领域浮在水面上，最活跃的那一部分，而背后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尤为关键。英华自青田公司时代起，就以青田票行翻搅金融，金融也是李肆最终能立足广东，挟持广东工商跟他一起走上不归路的大杀器。
而后李肆通过开放民间票行，引票行入农税环节，扶持民间金融一路壮大，在圣道三年后，英华的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不少还上市成为公众企业，英华的金融体制就此扎稳根基。
随后英华金融业就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货币制度。
英华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货币制度，白银方面采用库平银制，以英华银行库平制为白银货币标准。大宗商货的商业来往，均使用“库平两”计算。实银交割则由各家银行、票行所聘，获得英华银行“库师”资格的人员对各类银锭银块进行勘量估价。
而民间货币则是五花八门，不仅满清时代的铜钱也在用，英华天王府时代所铸的“英华永历通宝”以及后来的“圣道通宝”也在用。
在英华全面推行自有贵金属货币体系的呼声很早就有了，但李肆却迟迟没有推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核心一点是，李肆希望跨过多级贵金属货币体系，直接进入到单一贵金属货币体系，为下一步推动信用货币制打好基础。具体目标是，取消铜钱，使用白银主币和贱金属辅币。
就货币制度而言，英华现在落后欧罗巴两个时代，多级贵金属货币，到单一贵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
明清时代，中国的多级贵金属货币，也就是银铜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简单说，它体现的是两套经济形态。商贾官员的生意、交际，几乎都以白银来往，而乡野小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白银，只是铜钱。白银体现的是外向和上层经济，铜钱体现的是小农经济。两套货币制度并行，白银和铜钱之间的“汇率”也经常变化，给工商展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极大不便。
英华立国后，工商兴盛，老百姓接触银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套并行的银铜货币制根深蒂固，光靠政府强行推动，不可能顺利过渡到单一货币制上。
核心问题就在信用上，“约定俗成”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信用，政府信用远远小于这种社会信用，因此不得不依附社会信用。英华至今还在铸造一文和“当十”的圣道通宝，就是这个原因。
李肆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还觉得这不是难事，寻常穿越文主角多牛逼啊，大手一挥，铸造大小银元，废止铜钱，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就乐呵呵地吹着银元到处用了。
圣道五年前后，李肆曾将自行拟定的银元方案下给计司和英华银行征求意见，核心是通行银元，“废两改元”，结果遭到汹汹反对。由此李肆才明白，这不是游戏，不是异界，是活生生的历史。
除开诸多细节上的问题，其中一项意见让李肆如梦初醒。反对者都认为，皇帝这是让英华币制全面倒向“外洋”，“废两改元”就要丢掉库平银制，而丢掉库平银制的代价，是让本土票行银行利益受损，让经营外洋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服务的外洋票行获益。
这还涉及到了两派利益纷争呢，李肆心中凛然，沉下心来研究，终于有所心得，由此也回想起前世民国时代，民国政府推行“废两改元”的历史。
“外洋”问题，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在华夏经济达地区，包括粤闽、江南，甚至湖广，“外洋”在银铜制之间又撑起了一个经济形态。从墨西哥来的西班牙双柱洋、佛头洋，来自荷兰的马钱，来自葡萄牙的十字洋等等外洋，将外向型工商和相关民人卷了进去，其社会信用也有了两三百年的积累。
清末的“龙洋”，以及民国的“袁大头”，基准单位都以双柱洋为标准，含库平银七钱三分或两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枚袁大头就跟库平银七钱三分等值，实际的流通价值，那就得看袁大头的信用好坏。当然，一枚袁大头肯定比七钱三分银子值，到底多少，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银元和白银的“汇率”一直都在变动。
在清末民初，银元还只是流通货币，不是货币标准。不仅银两没在流通环节废止，在传统的金融帐目上，依旧用的是库平银制，即便是银元，也要折算为库平银的“两”。而新兴的银行，因为业务跟对外经济有关，都以银元为标准，帐目则以银元为基础。
显然，银行基本为西方资本把控，跟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钱庄不是一个路数。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要以“元”为帐目标准，自此之后，中国货币从流通到帐目，整个环节都以“元”为基础，这个基础，这个“元”字，其实就是华夏自金融层面进一步丧失自我的历史写照。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正是本土钱庄和新兴银行之间的角力。冲突最剧烈之处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因为银两制还未废止，而且为民间一般商业来往所沿用，由银元到银两的折算业务由钱庄把控，票据结算还因为涉及银两，不得不由钱庄把控，而从事银元业务的银行居于从属地位。
民国政府为主导金融，干掉钱庄，大力推动废两改元，最终得偿所愿。从当时来看，确实是便利了金融流动，降低了金融业务成本，有利于社会进步。可放宽视野再看，干掉了本土钱庄后，中国的金融业就此被西方资本把控。
这其实就是一场标准之争，“两”和“元”无所谓先进落后，只是华夏被满清的儒法社会压制，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金融，没有确立起自主统一的金融体系，没有产生出以“两”为单位的统一货币，在流通信用上弱于有统一流通标准的“元”而已，而“元”背后的历史，一路就追溯到了“外洋”身上。【1】
当时为推动“废两改元”，连马寅初这样的人都批判“两”为计重单位，不适于先进金融，是落后的象征。可英镑的“镑”最早也是计重单位，后来转为信用货币，确立了“先进地位”，怎么就没批判这个“镑”呢？
标准决定了食物链的地位，而标准的确立，又跟历史传承有关，一旦你接受了外来的标准，怎么也不可能再爬到食物链顶端。
李肆真要“废两改元”，高兴的就是那些从事银元汇兑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乃至其他洋人服务的票行。因为老外用银元，要跟国内市场折算汇兑，得靠他们中介。现在英华也改用银元为单位，内外一体，他们因为业务成熟，就能握到主导权。
即便李肆不用双柱洋的标准，另行一套银元标准，但这不妨碍西班牙人有样学样。西班牙双柱洋很大程度上就是西班牙专门为大帆船贸易而铸造的银元，如果英华自铸银元，他们完全可以仿铸，由此减少汇率折算的成本。不止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列颠人以及法兰西人都可以这么干。
此时英华还是贸易顺差国，往后很长一段时期，也都将处于巨大的顺差状态。而欧罗巴，特别是西班牙拥有丰裕银矿，到时候铸币权到底会握在谁手里？
再伟大的人物，也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否则将被历史淘汰。如果李肆穿越到民国时代，他也必须废两改元，因为“元”势力强大先进，已不可逆，而“两”势力羸弱落后。
但现在是英华时代，西方资本虽然崛起，华夏却相差不远，正在迎头追赶。想明白了这事根本的李肆，怎么可能自废武功？把自己的标准砍掉？容他人主导一国金融的根基？
此时李肆终于明白，英华的货币制改革该落在何处，那就是跟不列颠的“英镑”一样，将“两”从计重单位，推进到计值单位上，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确立银本位的信用货币制改革。简单说，英华的货币改革，不能再经历单一贵金属货币阶段，而必须直接跨越到信用货币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自己没握有足够多的白银矿产呢？
此时不少欧罗巴国家已在向金本位制迈进，比如不列颠。银本位制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白银产量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