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汤婆子＇3＇？”于光明怜惜地问道。＇3＇方言，盛热水后放在被中取暖的用具，多用铜合金或陶瓷、塑料制成。
“不要，有你就行。”她紧紧抱住他，“将来勤勤考上大学了，这儿可就只剩咱俩了。到时候家里肯定空落落的。”
“担心什么，”他抚摸着妻子鬓角的一丝白发，借机直奔主题，“老婆，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别哄我了。”
“我今天在商店看见一件旗袍，很适合你。你从前穿过旗袍吗？”
“哎呀，你啊。你啥时候见我穿过旗袍？咱们上中学那会儿不是都说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穿那东西吗？后来咱们去云南插队，穿了十年军装。再后来回城了，住在你爹那儿，连个衣柜都没有。老公，你一点儿都不疼我。”
“现在咱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以后要好好补偿你。”于光明说道。
“不过你怎么突然对旗袍这么感兴趣啊？哦，我知道了，又是案子。红旗袍杀人案，我都听说了。”
“你对旗袍懂得肯定比我多。没准在商店里试穿过吧。”
“可能试过一两次。不过我可从没逛过那些高档专卖店。你觉得像我这种在小饭馆打工的中年妇女，穿旗袍合适吗。”佩琴笑道。
“怎么不合适了？”于光明用手抚摸着妻子玲珑有致的身体说道。
“少来，别跟你们陈队长学那一套甜言蜜语。旗袍才不适合劳动妇女穿呢，特别是我这种天天在饭店里烟熏火燎的。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一篇关于旗袍的文章，很长。不过我实在是弄不懂这玩意儿怎么又流行起来了。还是说说你的案子吧。”
于是于光明开始讲述案情，包括同事们为破案所做的努力，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挫折。
听完他的讲述，佩琴说道：“你跟你们头儿讨论了吗？”
“昨天我俩通过电话了，他正在度假，写什么文学论文呢。关于这件案子，他所说的都是些让人听不懂的哲学词儿，估计是翻译东西把脑子翻傻了。”
“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凶手是个疯子，那么旁人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因为疯子遵循的都是他自己的逻辑。”她说。
于光明等待着妻子说下去，却发现她似乎对这段讨论有点心不在焉。
“你们头儿学的是什么课程？他准备改行？”佩琴突然转移了话题。
“我不知道，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于光明答道。
“估计他正面临中年危机呢——工作缠身，压力又大，一个单身汉回家也没人疼。他现在还跟那个叫白云的姑娘约会吗？”
“应该不了吧，他从未跟我提起那个姑娘的事。”
“可是人家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呢。”
“你咋知道？”
“他随队出访的时候人家姑娘多照顾他母亲啊，这还看不出来？”佩琴一笑。
“哎，没准儿他付她工钱呢。”
“不是，人家姑娘不像是冲着钱去的。老太太挺喜欢她的。大学生，又知书达理。在老太太看来这可是儿媳妇的不二人选啊。再说他可是个大孝子。”
“这倒是，他一直都跟我说自己对老妈不够孝顺。他说，他继承父亲的事业，而且至今没能成家，已经够让他老妈失望的了。”于光明说道，“昨天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这次报名参加学位进修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老妈。老太太身体不好，却还惦记着他。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即便这次拿不到硕士学位，至少也能拿个文学方面的文凭，对老人也是个安慰。”
说到这儿，于光明笑了笑，叹了口气：“听说算命先生说他交不上桃花运。不都说事业成功者多半爱情不顺嘛。”
“得了吧，他可没少交桃花运，”佩琴道，“事儿分怎么说了。之前不还有个北京姑娘爱着他吗。没准儿白云就把他降住了呢。”
“她爱上陈超我一点儿都不吃惊。问题是我觉得他俩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多人等着看陈超的笑话呢，要是他们知道白云在歌厅工作……”
“歌厅怎么了？如今好多大学生都干着跟这差不多的工作啊。只要她把握好自己，这算什么问题。我相信她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再说这跟做个好老婆有啥关系啊？人家又年轻又漂亮，还怕配不上你们那个书呆子队长啊？这不是别人看法的问题，我觉得是他自己不愿接受人家歌厅服务员的身份吧。”佩琴如连珠炮一般说道。
“老婆，真是一针见血啊！”
“这家伙该成个家了，他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再说这对健康也不好。我的意思是，不光是在家能有个人伺候他。”
“就好像你是他老妈似的。”于光明笑了。
“作为搭档，你可得帮帮他。”
“说得没错，不过这会儿他还是帮帮我吧。”
“哦，对了，红旗袍杀人案。哎呀，我怎么跑题了。这案子可是火烧眉毛了，你们要不赶紧破案的话，不知道又有谁会死呢。你们现在的调查方向是什么？”
“没有什么靠谱的调查方向，”于光明挠了挠头，“这是我代理组长以来第一起案子。我觉得廖国昌除了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之外就不会别的了，我打算试着从其他角度入手。”
“所以你就去商店里看旗袍了？我就说嘛，你不会那么好心替我挑旗袍，你就知道办案。”佩琴笑着说，“你逛了不止一家店吧？那些卖旗袍的怎么说？”
“老廖和我都查了好多专做旗袍的裁缝店，还有一些卖旗袍的高档商店，可没有一家店有那种老式旗袍。据那些伙计讲，整个上海市都找不到卖类似旗袍的地方。那种款式太老了，少说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式了。如今的旗袍开衩更高、更性感，有的没袖子，有的还露着背。跟被害人身上穿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你手上有那旗袍的照片吗？”
“当然。”说着，于光明从床头柜上的文件袋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妻子。
“这旗袍值得好好琢磨一番呢，”佩琴仔细观察着照片，“而且，第一个死者身上可能有什么东西使得凶手忽然变得精神错乱了。”
“我也这么想。凶手杀害田陌之前，肯定是被这姑娘身上的什么东西搞得发疯了。可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像从前一样，和佩琴的谈话使得于光明打开了一些思路。特别是对于田陌的重新梳理。他和廖国昌曾谈及此事，可廖国昌却坚持说他的手下已经查过她的背景，如果总是抓着她的事情不放，就是白费力气。然而和佩琴谈过之后，于光明决定明天一早去重新查一下田陌的底细。
想到这儿，他重新躺进被窝。抚摸着妻子半干的秀发，他的手变得不安分起来。
可此时佩琴却坐起身来。“儿子就要回来啦。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去给你热一下炒年糕。明早咱俩都得早起呢。”
于光明有些失望。不过他今天也的确有些累了，明天还要早点儿赶回局里呢。
五
第二天，于光明很早便来到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指敲着桌面，盘点着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李书记的几次讲话、犯罪现场的照片、无数围观群众的证词、法医对于死者的尸检报告、组里为了破案专门配设的两台电脑、对有前科的性犯罪分子的反复排查、以及这些人在两次案发时段都在干什么等等。
对案件的调查依然毫无进展，而局里局外却早已流言四起。
司机小周没敲门就闯进了办公室。最近他刚参加了一个警察夜校班。
“于警官，你发现没，两件案子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小周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俩姑娘都穿旗袍，还都光着脚，没穿丝袜也没穿鞋。如今女人们穿睡衣的时候可能会光着脚，但她们穿旗袍的时候都会配丝袜和高跟鞋。这是起码的搭配吧，要不肯定被别人笑话。”
“没错，”于光明点点头，“说下去。”
“既然凶手买得起这么贵的旗袍，又有时间给女尸穿上，那为啥不给她们穿上鞋袜呢？”
“你怎么看？”于光明觉得这位“未来警探”的话颇有道理。
“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你可知道这乾隆的身世？听说他可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别卖关子，没工夫听你跟这儿唱苏州评弹。”
“好，那么你知道当时满汉女子的区别在哪儿吗？满洲女子不裹脚，可以光着脚走路。汉家女子当时以三寸金莲为美，光着脚很难走路。而旗袍只能给满洲女子穿，起码当时是这样。”小周说道。
“你的意思是，光脚和穿旗袍这两件事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而且我们都看到了，现场女尸的姿势很下流。我想凶手是在针对满族人。”
“小周，你是不是清宫阴谋戏看多了？这要放到辛亥革命以前也许还能讲得通，因为当时满汉关系紧张。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如今电视剧里才会有这种情节。”于光明笑道。
“如今电视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片子，不是讲伟大的清朝皇帝，就是八卦他们那些才貌双全的妃子什么的。没准儿有人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提个醒呢？”
“小周你听我说啊，如今满族和汉族的区别已经不太大了，我有个认识多年的哥们儿，直到上个月我才知道他是个满族人。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个工作岗位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就因为这个我们才知道他是满族人。当然他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之前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家连姓氏都改成汉姓了。”
“可你怎么解释旗袍和光脚的事？两个受害人都是如此。”小周看上去不太服气。
“有可能凶手曾经被穿成这样的女人伤害过。”
“穿成这样？穿着被撕坏的旗袍还不系扣子？伤害别人的人会穿成那副德行？”小周反问道。
事实上他并不是局里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李书记办公室召开的例会上，廖国昌正试着改变调查方向和重点。
“先抛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谈，我估计凶手有个车库。目前全市只有百十户居民有私人车库。”他说道，“我们可以逐个排查。”
李书记并不同意这一意见。“你打算怎么干？没有许可就去挨家挨户敲门？不行，你这么干会引起恐慌。”
于光明心想，那些拥有私家车库的人，要么是有后台的富商，要么就是高干。廖国昌要是真那么干了，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李书记肯定不会同意。
散会之后，于光明决定绕开廖国昌，自己去调查田陌的邻居。这么干肯定是值得的。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出公安局。田陌和第二个受害者之间有些许差别是不容忽视的。她身上有伤痕，且尸身被仔细清洗过，这说明她似乎曾遭受性侵犯，而凶手试图掩盖罪行。但第二个受害者与此相反，更像是凶手随意选择的目标，死前并未遭受性侵犯，而且尸身未经清洗。
快到中午的时候，于光明来到田陌生前居住的街道。这是位于汕头路附近的一片贫民区，靠近老城区，似乎早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
他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走进弄堂，几个木质夜壶晾在一边，两个妇女拿着竹子扎成的笤帚，一边扫地一边说笑。眼前的一切恍如昨日再现。
居委会位于弄堂最里头。居委会主任冯伯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于光明，递给他一杯茶，打开了话匣子。
“田陌啊……是个蛮好的姑娘，”冯伯说，“把她家中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您给我讲讲她家的情况吧。”看了材料后于光明对田陌的家事有一些耳闻，但廖国昌给他的材料并不详细。
“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她爹造的孽，却报到她身上，不公啊！”冯伯叹道。
“您能说得详细点儿吗，冯伯？”
“嗯，老田，就是田陌她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算是个人物。不过后来风光不再了，蹲过大狱，再后来就瘫痪了，成了他闺女的累赘。”
“那他在‘文化大革命’时都干了什么？”于光明问道。
“那时候他是造反派的，戴着个红袖箍，到处欺负人。后来不知怎么混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到一个学校。你知道，这种人当时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后来他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当年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被当成了典型，在牢里就蹲了两三年。”冯伯说。
“他坐牢时田陌还很小吧？”于光明问道。
“没错，那时她好像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先是和她妈相依为命，后来她妈死了，她就搬回来了。老田从没照顾过他这个女儿。因为再后来，他就瘫了。”冯伯意味深长地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但是田陌却精心照顾他。挺不易的，她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儿花。老田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因为这个老不死的，田陌连个男朋友都没交。”
“因为她老爹？这和她交男朋友有啥关系？”
“她不想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