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老爹？这和她交男朋友有啥关系？”
“她不想丢下她爹不管。谁家小伙子想拖着这么个累赘啊？谁愿意啊？”
“那倒是，”于光明点了点头，“她在弄堂里有朋友吗？”
“没有。她总是忙于工作和照顾家，跟同龄的姑娘们不怎么来往。我总觉得她还干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冯伯放下茶杯，说道，“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冯伯领着于光明来到弄堂中段的一间老房子，推门进去。这座房子似乎是在一处庭院上建起来的。映入于光明眼帘的是一间杂乱的房间，屋子中间歪歪斜斜地摆着一张床，一副梯子通向后建的阁楼。床边有一个土灶，似乎已经熄灭很久了。旁边放着一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夜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些年老田应该就住在这鸽子笼般的小房间里。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手脚摊开，仰面朝天。
于光明向老田点了点头。他此刻意识到，也许这就是田陌平时不怎么待在家里的原因吧。
“这是老田，”冯伯介绍到，“老田，这是公安局的于警官。”若不是眼珠还能随着屋里人们的走动而转动，床上的老田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具骷髅。
老田模糊地哼了一声，权当回答。
“只有田陌能懂他的意思，”冯伯说道，“我不知道现在谁能来照顾他，如今哪儿还有雷锋啊。”
于光明怀疑老田的神志是清醒的，能听懂他们的对话。也许听不懂还更好些。与其让他知道女儿已死而自己将老无所依，还不如什么都不告诉他。无论他“文化大革命”时做过什么，如今这报应已经够重了。
想到这儿，于光明拉过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田陌就住上面。”冯伯说道。这梯子对他来说太难爬了，所以他只能站在下面往上看。
其实这上面甚至都算不上什么阁楼，就是在老田那张大床上方，临时搭建的“第二层”而已。作为一个大姑娘，她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光明感觉站直都很困难，他的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有窗户，在黑暗中，他花了一两分钟才找到开关打开了灯。这里没有床铺，只有一张垫子，旁边摆着个塑料痰盂，也许是做夜壶用的吧。还有一个未刷漆的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廉价衣物，大多数都已老旧过时。
看起来在这“阁楼”之上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光明爬下梯子，什么也没问。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冯伯对这案子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告别冯伯，离开弄堂，于光明感到很失望。
如果一位妙龄姑娘选择如此生活，那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变态杀人案的受害者，或是引发连环杀人案呢？
于光明没有回局里，而是去了田陌生前工作的海鸥宾馆。这是一家不怎么高档的宾馆，位于老城区。不过由于它所处的地段不错，价格又很合适，所以深受自助游旅行者们的青睐。宾馆大厅里有一群背着睡袋的外国年轻人，显得有些拥挤。身穿红色制服的前台经理正在用英语与他们交流，看上去业务很娴熟。他看到于光明的警官证之后很紧张，嘴里也变得不太利索了。他将于光明领进一间办公室，转身关上门。
“那个，不管咱们在这儿说了什么，请不要让媒体知道，尤其是红色旗袍杀人事件和我们宾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人们都很迷信的，要是知道我们宾馆里有人横死街头，肯定没人敢来住店了。”
“我明白，”于光明说道，“来，给我说说田陌这个人吧。”
“她是个好姑娘，又勤快脾气又好。对她的死我们都很震惊。如果说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可能就是她太勤快了。”
“这个我知道，我在她家那边的居委会调查过了，他们也告诉我说田陌很勤快，而且平时不太待在家里。据您所知，她还有什么第二职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经理答道，“她经常在这儿加班，为此我们多付她一半工资。白天她负责收拾客房，在餐厅帮忙，晚上也不闲着。她得给她父亲赚医药费。我们宾馆常常接待外宾，所以我们愿意雇用这种踏实肯干的员工。我们总经理让她干多少活儿她都毫无怨言。再说人们都喜欢漂亮的姑娘嘛。”
“喜欢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于光明问道。
“别误会，我们这儿可不提供特殊服务。像她这样漂亮的姑娘一般都去其他地方工作了，比如夜总会什么的，那里赚钱可比这儿多。可她就愿意在这儿干，没白没黑地工作。”
“关于她的私生活你了解多少？比如说她有没有男朋友？”
“不知道，”经理说话又结巴起来，“那是人家的隐私。我说了，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少和同事们聊天。”
“有没有可能她跟某人在宾馆里同居呢？”
“警察同志，我们这儿不是高档宾馆，没有大款会住在这儿。顾客们是来寻求一个物美价廉的旅馆住下的，不是来找乐儿的。”经理有些不悦。
“同志，我们必须把各种情况都问清楚。”于光明说着，掏出名片递过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想起什么，请联系我。”
这次对海鸥宾馆的探访也没能找到什么新的线索。如果说有进展的话，那就是使于光明确信，无论是在弄堂还是在这种中低档宾馆，像田陌这样的姑娘都应该不会引起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犯罪欲望。
六
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午后。书社。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在国产电影区，她选了一张《护士日记》。这是一部五十年代拍摄的老电影。她依稀想起自己当年曾见过这电影的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护士。从影碟封面看，这又是一部爱情故事。她还选了一张《金锁记》，这是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
不过她并未找到“旗袍纪录片”之类的东西，甚至连题目中提到旗袍的都没有。
回到家之后，佩琴打开了影碟机。离准备晚饭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呢，她脱掉鞋袜，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用一条毯子盖住双脚。
那部《意外收获》她只看了十分钟，这种老掉牙的好莱坞电影对她来说真的是太无趣了。她实在想象不出陈超看到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想法。
《护士日记》就不同了。这是一部年轻人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电影，不过按照如今的标准，这可算不上是什么浪漫爱情故事。那年轻的护士一门心思扑在革命工作上，哪还有心思玩浪漫呢。事实上，与其说这电影是在谈浪漫，还不如说是在教育人。不过佩琴还是被吸引住了，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主题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歌词中所说的“这里”，应该是东北边境地区的某处吧。那里如今贫穷落后，估计没谁愿意去。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电影里，年轻苗条的护士哼着这首歌，脸上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多年过去，那位护士的扮演者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素食餐馆。她偶尔也会向来店里用餐的中国顾客唱起这首昔日的歌谣，只是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位窈窕的少女。当然，人们不能强求一位女星终生都如同她年轻时饰演过的角色一般，保持那么曼妙的身姿。
然而电影中穿着旗袍的人却是那位护士的母亲，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社会中年贵妇人。不过佩琴并不怎么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旗袍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妇女的时装。
正当她打算看《金锁记》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带回家的书。扉页上白发苍苍的作者看起来与她的父亲颇为相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生平介绍：“沈文昌，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专家。”
佩琴翻开书，却发现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只有寥寥数语。在后记里，找不到一位旗袍专家的名字。也就是说她只能从书中的某些段落找寻相关信息了。
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