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中统特务袁孟明和妻子傅怕群、中统特务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圆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象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后，费快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一八九八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材，有‘美男子’之称。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吴兴姑娘张氏为妻。这个原配妻子，后来一直被徐留在湖州，从不带她外出，嫌她是乡下女人。张氏生一女。
徐恩曾留美归来，又要中统局宣传处处长王劫夫之妹王素卿为妻。王氏是东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自从徐恩曾见了费使之后，马上为之倾倒。
费侠何许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产党员，曾赴苏联留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一套布尔什维克理论。她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种健康的女性的美，有点苏联姑娘的气派。
费侠被捕之后，跟姚蓬子一样，成了叛徒，出入于中统。
徐恩曾看中了费侠，任命她为中央统计局秘书，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徐恩曾常常带费侠外出兜风，关系浪漫，很快传入王氏耳中。王氏大发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与费侠只是同居。一九三八年春在汉口，徐、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徐恩曾一直与费侠生活在一起。解放前夕，徐恩曾与费侠一起逃往台湾。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伪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一百元。他参与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继续发表“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二八二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问，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一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待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
直到一九四三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问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象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间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八十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翅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禹、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网、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