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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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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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第四章 望子成龙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象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莲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莲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蓬子,蹩脚的作家,精明的奸商!他比父亲姚西曜盘剥佃农的大斗更厉害,他从作者、读者、职工三方面榨取血汗钱!
  姚蓬子之苛、诈,令人震惊。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一九三一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有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象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的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当儿子在那里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父亲随他来到卧室,关上房门,姚文元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姚蓬子的心,猛地收紧了!他好不容易让儿子离开左倾色彩浓厚的大同附中,如今却又跟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坐同一条板凳!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好,好。”姚蓬子连连点头,对儿子道,“以后你也别把事情说穿。你就假装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你还是老老实实读你的书。要知道,你已经高二了,要准备考大学了。我要供你上大学。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你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姚氏父子之间的这次重要谈话结束了。可是,姚蓬子却失眠了。一合眼,脑海中就出现坐在儿子身边的共产党员形象。
  他不断地来来回回踱着。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报纸、他仔仔细细地权衡着……
  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
  他以“左联”执行委员、党中央军委特科的政治经验;他以纸头掮客的投机经验;他以书店老板的商业目光……
  终于,他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复踱个不已了。
  “爸爸,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儿子回家,又提起了那个共产党员。
  “文元,你来一下。”这一回,父亲露出神秘的脸色,叫儿子来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他问道,“崔震真的是共产党?”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你就跟他接近,争取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姚文元愕然,发觉父亲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是的,你应当争取加入共产党。”父亲说,“我看,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海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姚文元恍然大悟。
  姚文元在书包里装进了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日“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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