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琅琅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柏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着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湾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其实,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筹。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回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四十三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四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卜?……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文、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成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俩照录不误。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艾思奇提醒田家英,删去这段话,会惹出大麻烦的。田家英还是坚持删去。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
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时,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象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