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一主张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银行界、商业界、工业界和专业人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海耳正是在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创了加州理工学院，而密立根不仅确保了这种资助能够延续不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倍。他是筹措资金的大师，他能够投听众所好，利用他们的自尊、贪婪、虚荣，甚至是种族偏见。他说，南加利福尼亚是上帝、物理的聚会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乡，在地理、气候和人口上都适合成为一个大熔炉，科学进步、商业灵感和基督教价值将共同解决社会顽疾并迎接未来的挑战。密立根告诉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说：“就像三个世纪前的英格兰，当今的加利福尼亚标志着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边睡。”在这里，西方的白人文化将与东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交汇在一起，大家都会受益。在这里，大型工厂将拔地而起，荒漠将被改造为繁华之都。所有这些当然需要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他相信，加州理工学院是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密立根能够在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工业利润之间杜撰出令人心动，但实际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从不承诺会有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让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觉得给加州理工学院的赞助是一笔对当地未来经济繁荣的精明投资。他们相信他的布道。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会的一个席位成了当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种荣誉象征。在整个20年代，金钱滚滚地流入了学校。
加州理工学院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使这种科学与商业的结合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刚来的时候就拒绝采用校长这个一般的学术头衔，坚持由同样数目的商人和教师组成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来管理学校。他这所学校的领导将不是校长，而是一个他自封的更为商业化的头衔，执行董事。青年教师经常昵称他为“长官”。学校各系都由，些理事会领导，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权。系内事务由教师委员会监督。这种有意识制定的公司体制降低了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更强调集体领导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欢这一种形式。
他们还十分欣赏“长官”所擅长的利用新闻媒介的能力。1932年，报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认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了解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因此，他让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给他发表在《财富》杂志上。对密立根来说，一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对他的答复是，……该做的是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住一段日子，”他回忆说。卢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记者——不久，他成了《财富》的编辑——密立根让他在教师俱乐部住了一个半月。密立根对记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报。发表在1932年7月的关于加州理工学院奇迹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颂扬科学进步、色彩斑斓的长篇诗歌。加州理工学院是“富商巨贾培育的科学殿堂……在威尔逊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亚力山大和吴哥、罗马和巴黎、卡特莱斯和伦敦的历史正在重演。……学院无所畏惧。它带着一种成功和富裕的姿态迎接陌生人。学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风格。它无所顾忌地敲打着宇宙的大门，就像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绍鲍林时说：“在晶体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赢得朗缪尔奖，他已成为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化学家。”
在大萧条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台蒸汽挖土机的一侧，一个虔诚的墙头艺术家写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个人用粉笔加了一句：“但功劳归之于密立根。”
不过，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学院从大萧条中幸免受到不利的影响。随着利率直线下降，学院投资的受益急剧萎缩；它投资的股票和债券只剩下一半的价值。加州理工学院最大的一项收入来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莱明巨大的委托基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使学校行政深受震动。1932年，学校的赤字达到80000美元。几乎所有的建设都停了下来，包括计划中的对诺伊斯化学楼的扩建。研究费用和旅差费用一减再减，密立根还请求所有的教师接受百分之十的减薪。鲍林不得不同意减薪，每年从学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经费也所剩无几，同时还放弃了学校答应的每年500美金的差旅费。
此时，鲍林正全副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急剧膨胀的研究队伍扩充办公场地。他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兴趣来同情上司面临的预算问题。他声言反对减薪，不愿意自动放弃差旅费，并明确表示对日益萎缩的研究资助不满。诺伊斯、密立根和海耳使出浑身解数让他高兴。有一阵子，海耳和其他一些理事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钱来资助鲍林的研究，而且当化学系新楼停工之后，海耳在他新的天体物理学大楼里腾出教室来作为鲍林的实验室。
密立根加倍努力地在他的企业界朋友处筹措资金，但是大萧条使他的蓄水池也干涸了。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多少钱，而且密立根认为科学家无论如何不应该和公众在同一个马槽中进食。
不过，学校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基金来源——这笔钱将帮助加州理工学院渡过难关，并且将改变鲍林的学术生涯。
8 生命科学
一大笔钱
约翰·洛克菲勒碰到了麻烦。他巨大的俄亥俄莱马油田产出的原油含有大量的硫，闻起来就像臭鸡蛋。大家称之为臭鼬汁，没有人购买。他的炼油厂不能去除这一种臭味，因此，面对成万桶毫无价值的原油，洛克菲勒束手无策。
一群在他印第安纳工厂的化学工程师请他出资以便寻找一种去除异味的方法，洛克菲勒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再将钱扔到水里去。但是，有几个工程师继续在业余时间钻研这一问题，并在1913年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裂化”石油的方法。这一新工艺不但去除了恶臭，而且使汽油的产量翻了一番。目睹这一成果，洛克菲勒茅塞顿开，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科学的坚决支持者。
这位工业大亨在晚年常常思考该如何来支配多年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他建立的数额庞大的慈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洛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然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并不希望把自己的钱施舍给那些有困难的人；他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消灭这些根源。他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而科学无疑是当代最有效的途径。
20年代，在由哲学教授转变为科学倡导者的威克立夫·罗兹的管理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开始对纯科学进行大规模的资助。罗兹最大的一笔赞助是投给加州理工学院海耳的帕洛马山天文台的望远镜，而这不过是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投给这所学校许多笔巨款之一。罗兹喜欢一下子投一大笔钱，而他之所以偏爱加州理工学院是因为他相信——与多数科学家的观点相同——最好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数几个精英院校的顶尖科学家完成的，而且科学家本人比基金管理者更清楚该如何来开销这笔钱。罗兹的方法是确定基础研究最有价值的中心，提供一大笔附加条件极少的资金，并允许科学家自己去决定该如何处置这笔钱。需要分发的钱很多。到1932年，光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为美国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就达到本世纪初对科学的所有捐助额的六倍。科学史专家丹尼尔·凯弗里斯形容说，罗兹成了“科学界的中央银行”，而且他最爱说的一句话“让山巅更高些”也成了基金会非正式的座右铭。
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慷慨资助以及私人捐款的推动下，私立科学中心，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年代迅速壮大——更不用说洛克菲勒一手扶植起来的学校，如芝加哥大学以及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不仅新建了大批基础设施、教学楼和实验室，学科的力量和影响也大大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企业和科学界三者之间结成的联盟——表现为海耳和密立根的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形成了一个由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组成的科学“集团”：大学教授，商人，政府官员，慈善基金管理人和有钱的理事会，以及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长。他们在学术会议上互相交流，在彼此的俱乐部中共进晚餐，向对方提出建议，彼此提供资金，互相提名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并共同规划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进程。
这一体制对加州理工学院非常有利。例如，海耳、诺伊斯和密立根都是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国家科学院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当卡内基基金会——该会基金资助了海耳的威尔逊天文台——在1919年寻找新的主席时，海耳和诺伊斯确保他们共同的朋友和前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约翰·C·麦利安能获得提名。正如诺伊斯向海耳指出的那样，“这样安排的话，你。我、他三个人就可以基本上左右卡内基基金会的政策。”在麦利安当选后，诺伊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卡内基基金的赞助：在20年代用于各种化学研究项目的20万美金——占到化学系一年总开销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鲍林的早期科学研究。
毫不奇怪，当时担任《科学》杂志编辑的詹姆斯·卡泰尔尖刻地把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比喻成天文学中计算涉及几个天体时的行星运动所碰到的难题。“科学研究委员会属于国家科学院，或者是国家科学院属于科学研究委员会，或者两者都是帕萨迪纳的卫星，这是一个涉及三个天体的复杂问题。……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则是另一个涉及三个天体的问题。”
到了20年代末，从私人慈善基金那里获得的资助成了加州理工学院一项至关重要的收入——占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
诺伊斯从卡内基基金获得了很多钱来资助他的物理化学项目，现在他把目光转向洛克菲勒基金，希望通过它来扩充有机化学系。有机化学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弱项。诺伊斯在系里唯一的有机化学家是特洛普时代的一个遗老，名叫霍华德·卢卡斯，诺伊斯认为他不够杰出。在诺伊斯看来，有机化学——对碳化物这种生命分子的研究——是一块基石，由此可以通向他心仪已久的其他领域：生物化学和医学研究。诺伊斯相信，这将是他这个科学分支的重大进步，在这一交叉学科中，化学可以促成生物学的革命，就像在他的帮助下，物理曾经促成了化学的革命一样。早在1922年，他就批准了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试制胰岛素的项目，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用卡内基提供的资金扩大了这一项目；他甚至想在理工学院内创建一个以研究为导向的医学院。
不过，第一步必须是有机化学。他需要寻找一个新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新星，这样才可能以他为核心建立一支研究队伍。他开始寻找资助来实现这一计划。在90年代中期，诺伊斯说服洛克菲勒基金提供了一大笔赞助，包括雇佣一个新的有机化学家的费用，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机化学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专长，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流的学者，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是美国有机化学领域的第一人，但是1927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考察了两个月后，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提议。接着诺伊斯的健康开始恶化，分散了精力。1930年，这一职位仍旧空缺，而洛克菲勒基金又给了加州理工学院一大笔赞助：20万美金，并保证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为盖茨实验室再盖一个新的有机化学楼。
诺伊斯把目光投向了鲍林。在鲍林将共振思想运用到苯分子结构的时候，诺伊斯就问过他能否考虑把自己的头衔变成有机化学教授。对诺伊斯而言，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新楼里可以有一位大家公认的天才，一位具有建立一个新系所需凝聚力的科学家。但是鲍林很快就拒绝了。鲍林喜欢思考生物学问题——诺伊斯鼓励系里的教师参加生物系的研讨会，鲍林和遗传学家摩尔根小组中的年轻人混得很熟，甚至还翻译了一篇德文的遗传学论文，并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过，鲍林主要的兴趣仍然围绕着晶体结构和化学键。他相信自己的量子化学的结构法是所有化学的基础，包括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被提升为正教授时，鲍林坚持把自己的正式头衔从物理化学教授变成了更为通用的化学教授。变回到有机化学将是一个退步。他不希望被归到某一类。
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鲍林实际做了些什么。诺伊斯认为鲍林在化学键上的工作是化学学科上最重大的进步，有机化学也不例外。只有鲍林有能力来推动一个科研项目。不管怎样，鲍林的小组将占据新大楼的中心位置。不过如果他的研究能够稍稍偏向生物学课题的话，将很有好处。
鲍林是个聪明人，他能够看准风向。1932年2月，鲍林同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提出了申请，要求在五年时间里，每年得到一万五千美元的经费支持“对无机物和有机物结构的系列研究，包括理论和实验工作”。他要求资助的许多工作涉及到X射线晶体学和电子衍射的课题，但是他同时也描述了自己对有机分子日益增长的兴趣——出于对苯分子结构研究的成功。“我可望解决简单的有机晶体和分子的波函数，”他写道，并运用半经验的方式来“确立一整套原子半径和结构的原则，以便有把握地对原子排列，包括原子间的距离、任何分子的一般电子状态和其相对于其他分子的稳定性，作出预测。这些知识对生物化学也将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进而确定蛋白质的结构，确定血红蛋白和其他复杂的有机物的结构。”
韦弗
鲍林的提议——特别是关于蛋白质的论述——5；起了沃伦·韦弗的注意。刚好在两个月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雇佣了韦弗来分发其对自然科学的赞助款。
作为科学家，韦弗是二流的角色，但是他结交朋友的本领是一流的。他有一个好友是马克思·梅森，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的电气力学教授，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另一位就是密立根。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物理时，密立根对韦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以至当他去加州理工学院上任时，提出给韦弗一个教职。韦弗作为资历较浅的教授在帕萨迪纳度过了三年愉快的光阴，然后在1920年梅森又请他回威斯康星大学教书；韦弗走的时候，密立根拒绝接受他的辞呈，说他应该永远将自己当作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师。
但是韦弗不精于实验室工作。他说：“我缺乏一个杰出的科研人员所需的那种奇妙的创造力火花，我从未曾有过一流的独创的思想。”因此，就像许多在实验台前失意的科学家那样，他转向教学和行政工作。他与形形色色的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久就扶摇直上，成了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主任。
他安定了下来，似乎将在威斯康星度过漫长的岁月。突然，1932年初，梅森打电话给他，这次是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办公室。梅森解释说，威克立夫·罗兹走了，他的慷慨的资助方式也结束了；大萧条使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那些理事们希望在捐出大笔金钱之前先清楚地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