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所来说，这可是一场灾难。几十万美元当作了法律方面的费用，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以前募捐所得。诸如（巴龙）那样的金融报刊和一些科学刊物对这一案子所作的报道，也给研究所的名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况且，鲁滨逊仍不肯罢休。
对研究所来说，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别1978年年底的时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来一再向他发出的邀请，终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对许多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春风扑面。鲁滨逊走了，那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也随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为人和善，热情大方。他和鲍林一直忙于修改一篇论文，其中总结了卡梅隆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癌症病人的有关结果；为了避开有些人的挑剔，他们删去了那些缺乏对照试验的病例，并对原先测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适当的修改。这样，试验的结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病人，与没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将近一年。在接受维生素C治疗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布为“病人膏盲”以后，又活了三年以上；对照组的病人却没有这样的案例。这篇经过重新加工的论文，像往常一样拖延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78年9月号《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编辑部的一位编辑还附上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强调指出，运用历史性资料作为对照组进行的试验，与经过随机选择的双盲试验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随后，鲍林和卡梅隆又开始着手将他们的思想撰着成书。这件事情帮助鲍林暂时摆脱了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给他带来的烦恼。发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讯不断。鲍林作为现代化学之父的地位由于一系列新的嘉奖而得到人们的承认。《时代》杂志甚至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赞扬了鲍林。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列举了他们认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生活的领袖人物。历史学家科马吉提名鲍林，他对读者说，鲍林“将科学探索和道德领域里的伟大功绩结合起来，通过几乎是18世纪的方式”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鲍林以前在促进禁止核试验的运动中，巡回演讲的内容都已标准成文；现在，为了推广维生素C，他在作巡回演说时也有标准的讲稿。首先是介绍斯通关于大剂量抗坏血酸的进化论观点，然后批评美国政府在维生素营养问题上倡导了一种没有道理的方针。他会指出，在实验室喂食猴子的标准食谱中，应当将联邦当局规定的维生素C含量（相当于人的日荐量）增加20倍。他还会告诉听众说，当局也许希望实验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因为它们与人不一样，更换一批是要花很多钱的。
接下去，他会出示一套较大的试管，其中装满了不同剂量的维生素C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样大小的各种动物每日体内会产生多少维生素C。他对听众说，一头重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体内会产生13克维生素C，大约可装至半根试管。他说，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个人体内产生的维生素C有这么多，此时他举起了一根空空的试管。然后他又举起装着只有零星一点维生素C粉末的试管，这就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我们每天补充的数量。“这头山羊体内制造的数量是食品和药物营养委员会日荐量的330倍，”他说。“我想，这头山羊关于这一点懂得的知识比这个委员会要多。”
然后，他会告诉听众说，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克，他是随着自己对维生素C的知识逐渐增多而逐步增加到这一剂量的。既然他自己写的书本上建议的剂量只有2克左右，他为什么还要服用那么多维生素C呢？你们不必理睬从我的书中读到的内容，“他说，”因为我在写这些书时，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一步一步来，否则会吓坏那些医生的。“
尽管在科学上还存在着争议，公众却听从了鲍林的意见。正如鲍林一样，成千上万的人发现，每天服用1克以上维生素C，他们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维生素C的消费量不断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里，需求量增加得很快，尽管供应量增加了，抗坏血酸的批发价还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C制造商霍夫曼·雷罗彻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许多新工厂，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作为回报，该公司每年都要向莱纳斯·鲍林研究所捐款10万美元。
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
1979年3月，鲍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全面回顾了维生素C和癌症的关系，综述了他们查阅350多篇文章和专着后发现的结果，最后的结论表明了他们在维生素C对控制癌症的作用方面得到的认识。“无论从对人还是对动物所作的试验中，都有证据表明，癌症的引发和恶化都与抗坏血酸的缺乏有关，”他们写道。“细胞间质要保持良好的状态，抗坏血酸是必不可少的。……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大量服用抗坏血酸，有助于用不同的方式增强人的免疫系统。另外，抗坏血酸可能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防止人体受到化学和物理致癌物以及某些致癌病毒的侵害；抗坏血酸在某些被认为有抵御癌症作用的生物学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们得出结论说：“应当毫不拖延地开展广泛的研究，弄清楚抗坏血酸与癌症之间的关系。”
六个月以后，这种研究的第一批结果发表了，但消息却不尽如人意。鲍林在1979年9月12日就收到了论文的样稿。他从论文的标题几乎就明白了文中的全部内容：“大剂量维生素C（抗坏血酸）疗法未给晚期癌症病人带来福音。”
这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莫特尔教授进行的一次临床试验，结果似乎否定了卡梅隆在苏格兰所作的研究工作。不过，鲍林和卡梅隆在读了这篇论文以后，如果说他们从莫特尔的研究中没有找到明显漏洞的话，那么至少还可以得出结论说，莫特尔并未重复卡梅隆的试验。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莫特尔进行试验时选定的许多病人以前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化学治疗，鲍林事先就曾警告过莫特尔，这一因素可能会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统。莫特尔让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C，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只有5人以前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经历。他们对维生素C没有反应，并不能说明维生素C没有疗效，鲍林致函卡梅隆时这样说。“我想，根据这一结果和您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对细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学治疗可能严重地损害了免疫系统，以致抗坏血酸收不到预期的疗效。”
接受卡梅隆试验的患者则很不一样——在苏格兰，对晚期病人一般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像美国的治疗方法那么急功近利——但这一区别在莫特尔的论文中只字未提。莫特尔声称，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过放疗或化疗，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卡梅隆这样说。在莱汶谷医院接受过这两类治疗的病人比例远远低于50％。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鲍林向莫特尔指出了这一错误，井要求他在论文中予以更正，然后再送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正式发表。然而他被告知说，这一期杂志已经开始印刷，来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尔的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就有人马上将其作为证据，说明鲍林关于维生素C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癌证试验发现维生素C无益，”这是《医学世界新闻》的一条标题。“莱纳斯·鲍林大吹大擂，声称维生素C能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与科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时间，全国范围内许多报刊都带上了这一腔调。
鲍林断然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写信并接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说明莫特尔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试验存在着根本区别。莫特尔在给《新英格兰医学》写的一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引述卡梅隆试验中病人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法的判断作出了更正。“卡梅隆博士和鲍林博士声称，以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长存活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根据现有的证据，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价值的医治肿瘤的种种方法，只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我们认为这是有损于良心的事。”
现在，在莫特尔和鲍林之间，斗争的界限已经标得很清楚。自此之后，两人中断了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转而公开攻击对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鲍林指摘莫特尔的试验是权势人物为了反对维生素C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宣称大多数医生之所以不愿试用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医疗失误的指控。莫特尔则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将维生素C归并为一种医治癌症的假药，就像苦杏仁、圣水、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一样。
说来也巧，这与40年前鲍林与林奇在蛋白质循环结构理论上的争论颇为相像。不过，这次鲍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鲍林是突然闯进这一专门领域的门外汉。权势人物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鲍林注意到，他对手的论文很快就能在严肃杂志上得到发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却经常受到退稿处理。因此，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资助的申请之所以被人直截了当地拒之门外，并非是因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
也许，鲍林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林奇当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将鲍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为“希特勒式的权势垄断集团”，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尔的研究工作当作最终的结论，但鲍林可不买账。他和卡梅隆写的《癌症与维生素》一书就在莫特尔的论文发表以后几个星期正式出版了。虽然，诸如《时代文献补遗》那样的一些报刊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评述——称鲍林“对维生素C几乎达到了空想迷恋的程度”，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希望”——但这本书的销路很好。其中一种原因是，鲍林自己出资购买了15000册送给医生和1000多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他还敦促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德维塔提高资助，再次展开临床试验，更精确地模拟莱汶谷医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结果。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德维塔的代理人最后同意进行第二次试验，严格规定病人在以前从未接受过化疗或放疗。使鲍林不够满意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第一二次试验仍由莫特尔进行。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公之于众，鲁滨逊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财源逐渐枯竭，在这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财务基础又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东通知鲍林，下一年度来临时，他就得搬出。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家仓库，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靠近帕罗·阿尔托的繁忙街区。要是在几年以前，鲍林是决不会考虑这种地方的，但那里房间面积大，房租又不贵，短期内就可使用。鲍林心里想，只要作一番改造，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等到筹资活动再度兴旺起来之后再作打算。
自从爱娃胃癌开刀以后，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几年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她与鲍林经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赢得了几个头衔：圣加勃里尔学院授予她名誉博士的称号，还有许多为争取和平、环境治理和妇女权利而进行募捐活动的团体邀请她担任名誉佳宾。
后来，关于抗坏血酸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却开始急剧恶化。1981年夏天，她陪鲍林第二次访问中国。由于腹部剧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厉害，因此不得不改变行程。当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的医生建议她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术。
结果不佳，她的胃癌又开始复发，医生对他们这样说道。癌症已经广泛扩散到一些动脉周围，做手术为时已晚。
在这种时刻，美国治疗肿瘤的典型方法是进行化疗，但是，爱娃与鲍林、卡梅隆、孩子们和她的医生商量以后，决定抵制这种治疗方法。她现在显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应作何种选择。她作出决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渐增大维生素C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疗方法。
随后，她搬到牧场居住，避开了多数人表示的同情和关心，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照顾鲍林的身体。她比谁都更加清楚，鲍林在失望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她鼓励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动，遵守预约，根据安排发表演说。鲍林外出旅行时，孩子们经常前来探望，陪伴在她的身边。有一次周末，时间很长，她对琳达说了鲍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她希望身后为她举行哪一类悼念活动，播放哪种音乐，采用何种方式殡葬。整个秋天，爱娃的身体愈来愈弱，同时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为平静的人。现在，琳达每次看到母亲这个样子，都禁不住要哭出声来。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亲啜泣，那是她在朗读琳达儿子沙夏的一封来信，信里充满了纯朴和爱戴之情，表达了奶奶在孙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最后，爱娃亲自安排在公众场合作最后一次露面。她非常高兴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尔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奖获得者的称号。11月1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蒙特里分会将要给她颁奖，她决定无论自己身体多么虚弱也要参加，并且把这个想法对孩子们和朋友们讲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她希望我们都能在场，”她的儿子克莱林回忆说。“她知道这是她一生最后一轮光环了。”
颁奖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九天之后，鲍林正在前往英格兰途中，爱娃开始呕血了。斯坦福大学特别护理组的医生告诉家属说，她的内脏发生了大出血的现象；癌症吞噬着她的组织细胞，造成了肠胃系统出血不止。鲍林一听到消息就立即回来了。爱娃出血的现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并开始筹划着让全家到大苏尔去庆祝感恩节。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经不能移动。于是，感恩节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过。
鲍林仍然希望，爱娃能够挺下去，大剂量维生素C能够产生奇迹，就像卡梅隆治疗的那几个病人一样，癌肿会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失。他还在她的饮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里榨取的胡萝卜、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的东西，他都想到了。“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达说道。“我想，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坚持下来……在我母亲过世后，他曾对我说过，在五年之前，他还一直认为能够救活她。”
爱娃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现象日益严重，发生的次数也日益增多。最后，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输血，因为她失血太多。现在，时间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给她输血。
鲍林尽自己所能，一直陪伴着她，抓着她的手默默无言。孩子们都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