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来临，鲍林在科学领域和公众舞台上展开的斗争以失利告终。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们已经超出常轨地对鲍林的思想进行了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这种思想是毫无根据的，鲍林的愤怒反应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通俗报刊一般无法分析鲍林表达的反驳意见，因此，自此之后，关于鲍林的报道都要使用莫特尔的试验结果来衡量有没有发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鲍林一边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问题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了，这种情况使鲍林在医学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个人在收到鲍林研究所发出的募捐呼吁书后，在回复栏中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输得精光才肯罢休呢？我尊敬鲍林，但是你们不应当使用状告一家医学杂志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的争端。”
甚至卡梅隆也认为鲍林关于偏见和阴谋的说法有点过火了，他在私下里说：“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恶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牵扯到鲍林对莱尔曼发出的威胁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图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结果，但是，卡梅隆的观点更接近于鲍林的看法。虽然他根据这家杂志评论员的意见，三度修改这一篇论文，时间又过去一年，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但是，鲍林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梅奥中心的试验无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埃弗里恩·理查兹新近发表了一篇对维生素C所作的长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尔没有保卡梅隆那样坚持让受试病人长期服用维生素C，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疗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结果时运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尔是将维生素C用作抗癌药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药效时，衡量的标准是疾病进展的情况：在此就是肿瘤缩小的程度。卡梅隆试验的着眼点却不一样，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没有缓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时间有多长——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改进。根据卡梅隆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肿瘤变小了，然而这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将其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对卡梅隆所作试验的评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兹又说，这不但算不上是对维生素C与癌症之间关系作出的最终结论，而且“这一争议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表明用临床试验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局限性。”
如果说，莫特尔的研究算不上是关于真理的最终结论，那么暂时应当算作实践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之后两个月，鲍林坐在一架飞机上，与在他身边的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了。这位牧场主不清楚与他交谈的人是什么身份，声称看医生有其危险性，因为“你也许正好会碰到一个吹捧大剂量维生素C的怪人。”鲍林看了他一下，说：“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后来终于认识到，人们竟然这样看待维生素C，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决定重新开展对公众的教育。鲍林制订了一份规划，给普通读者写一本有关健康的书，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得知识的精要。这本书名叫《长寿与健康的秘诀》，1985年秋天写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长期与鲍林有合作关系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帧上佳的广告。已到80几岁高龄的莱纳斯·鲍林正面近镜头彩色照片：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笑容可掬，显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态。在这本书中，作者清晰流畅地阐释了营养、维生素和分子矫正医学的知识，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医学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别还介绍了莫特尔所作的试验，鲍林将其称之为“梅奥中心临床试验的骗局”。不过，书末的语调还是乐观向上的。鲍林提到，美国的分子矫正医学联合会已有五百名成员，至少在某些医学院中已经开设严肃的讲座，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思想。
鲍林建议说，饮食宜清淡，不过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鸡蛋和肉类，每天饮一两次酒也无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维生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水果和蔬菜，”他补充写道。参加一点体育锻炼伤不了身体，吸烟的习惯要改掉，精神上的压力要避免。在健康问题上，他的唯一“标新立异”之处就是建议服用巨量维生素；此时，鲍林劝大家服用的剂量是每天6—18克维生素C，400—16000单位的维生素E（官方日荐量的40—160倍），25000单位的维生素A（官方日荐量的5倍），1—2片含有各种维生素B的“超B丸”，再加上一些基本矿物质的补剂。
这本书虽然招来不少批评，但非常畅销——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列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这一成功对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给研究所带来了一些资金。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以后，研究所的募捐活动一度进入低谷，直邮捐款的数量仅仅是几个月前的四分之一。鲍林献出了这本书的部分稿费，用来维持研究所的开支。
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的85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庆祝会，这对鲍林个人的士气也是一个鼓舞。从他决定离开这个学校时算起，已经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理工学院与这位尊贵的校友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已遗忘。加州理工学院正式宣布这一天放假不上课，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会上，发言者纷纷赞扬鲍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他所主持的镰状细胞的研究有资格获得他个人的第三次诺贝尔奖，他还是现代生物学真正的鼻祖。克里克也到会帮助筹备庆祝的活动。多少年了，鲍林第一次感受到在自己学术活动的故乡发自人们内心的欢迎。
向敌营心脏出击
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长萨缪尔·布罗德同意与鲍林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两个半小时之后，布罗德已经改变了原先对维生素C的看法。
在这次谈话中，鲍林施展了他雄辩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维生素C问题上所有的论点，对卡梅隆的数据作了新的统计学分析，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莫特尔研究进行必要的攻击。这是一场艰难的推销。他在回忆中写道，布罗德“对我在两个小时中所谈内容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在会见快要结束时，布罗德要求鲍林将卡梅隆保存的病历寄给他，并且邀请他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组的大人物们讲一次话。
接着就传来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资料寄来后几个月，也就是1990年1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在这一年下半年联合举办一次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人将是莱纳斯·鲍林。
这也是鲍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带来的结果。在莫特尔第二次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尽管在此期间的某些时间内，他的注意力曾经更多地放在其他课题上。就是在1987年这一年里，鲍林已经是86岁的高龄，取得的成果总量，抵得上到达他一半年龄的三个普通科学家所得成果的总量。这一年他一共发表了6封致编辑的信，为4本书撰写的前言，3篇回顾历史成果的长篇文章，15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大约是每隔三个星期就发表一篇——刊登的杂志从《自然》到《物理学评论》，涉及的课题从晶体结构到核物理，从超导现象到新陈代谢，从化学键到世界和平。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维生素C倒谈得不算多，不过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头脑中。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继续证明了这样的看法：抗坏血酸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新的研究已经把方向对准维生素C对艾滋病的作用——鲍林本人也与研究所同事齐勒克·赫尔曼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对临床试验的数据作统计学分析。他们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了莫特尔和卡梅隆分别进行的癌症试验，再次发现维生素C具有明显的功效。他们关于这一研究撰着的论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拖了一段时间，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审稿后，被退了回来，但是，鲍林现在受到他与布罗德谈话的鼓舞，将这篇文章投到《国家自然科学院学报》。这标志着让维生素C在癌症治疗中合法化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1989年9月，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鲍林向敌营心脏出击了，他对梅奥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报告，报告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次电视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
1990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题为“抗坏血酸：与癌症有关的生物学功能”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帮助筹备的。从鲍林的立场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权威部门承认讨论维生素C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这本身就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但还不止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广泛的程度使会议组织者大吃一惊。在会上，与会者介绍了维生素C在酶反应和非酶反应中的重要性，维生素C对延迟肿瘤的形成和发展，延长病人存活的时间，减少治疗的毒性，增强其他疗法的效果，都有明显的作用。与会者特别注意到，维生素C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可能会形成癌症的自由基。“实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兴了！”这就是会议结束时鲍林所说的话。
会议组织者葛拉迪丝·布洛克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她说，“毫无疑问，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维生素C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是，她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内部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快。她曾邀请该所各部主任与会，但这些人“实际上谁也没有露面”，她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刊物实际上都对会议的论文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态度，只有《美国医学联合会学报》是一例外。这次会议将维生素C作为防止药物治疗产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来看待，使一些人颇感兴奋。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围绕着维生素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维生素C的食品有降低癌变危险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他们考虑的是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剂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审查卡梅隆临床试验的资料，他们得出结论说，使用历史性病例作为对照，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样，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这是踏步不前的信号。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毕竟使人们对维生素C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不再是一个严禁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维生素C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清除体内一类危险的分子。这种分子又称为自由基，是体内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们可能在不同层次上对细胞产生破坏的作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们是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衰老在内的万恶之源。看来，抗氧化剂能减轻这一种威胁，而维生素C和维生素E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剂。
1992年初，纽约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集中讨论大剂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作用。这次会议成了人们对维生素C的态度也是对鲍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几轮会议开下来，大家讨论了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组讨论的阶段，有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营养学教授对大家说，“三天来，我听取了大家关于大剂量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的讲话，但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到莱纳斯·鲍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莱纳斯·鲍林向来就是正确的？”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鲍林说，他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会场上爆发出响亮而又热烈的掌声。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发表了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表明每天额外服用500毫克维生素C的人，可以期望比不这样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鲍林有长期合作的关系。《时代》杂志对维生素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强调了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医学世界新闻》也向读者报道了一则封面标明的故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只要在我们的食谱中加进较大剂量的维生素，就会产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读者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新近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该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维生素C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
对于鲍林的研究所来说，这些好消息都来得太迟了。1991年，研究所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过，这些人对鲍林还是非常真心的，他们给研究所捐献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时候甚至不领任何报酬，使研究所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务。希克斯说，要是在短期内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经费，研究所就只得关门了。
鲍林现在已经是90岁的人了。当记者们向他问起研究所财务状况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到了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
他说，维生素有助于防止心脏病。
鲍林几乎一开始就知道，维生素C与心脏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很早就读到有关研究的资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特别是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谈过，要在研究所展开对维生素C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潇洒热情的德国青年医生马修阿斯·拉思拜访了鲍林，他这方面的兴趣又提了起来。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鲍林见过面，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鲍林在德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旅行，两个人曾同乘一辆车。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鲍林从事的行业。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决定到美国定居。他拜访了鲍林，告诉鲍林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他相信，维生素C与脂蛋白（a）有紧密的联系。脂蛋白（a），简写成Lp（a），是血液中胆固醇的载体，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期间在动脉壁上积聚起来的斑块中的一种成分。人们愈来愈清楚，Lp（a）是引起心脏病的一种危险的因素，因此许多人都将它作为研究的重点。根据拉思的理论，…（a）曾经是人体内演变而来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于增强动脉壁。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丧失了在体内生成维生素C的能力，因此动脉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说，增大维生素C的剂量，就会降低…（a）的水平，心脏病的危险也就会减小。
对任何建议，要是能说明维生素C是有益的，鲍林向来就持热情欢迎的态度。鲍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并且开始了行动。他还聘用拉思担当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两个人一起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阐述了Lp（a）与维生素C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