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灯熄灭，吻着亨利向他道晚安，他满身的酒气中混杂着海伦的香水。晚安，晚安，别让臭虫咬了。然后我睡着了，没有做梦，幸福地睡着了。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亨利三十岁，克莱尔二十二岁）
亨利：婚礼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和克莱尔一起去了芝加哥市政厅，在法官的公证下结婚。高梅兹和查丽丝是见证人。后来，我们又一同去了查理快马①①查理快马（Charlie Trotters）；被喻为世界上最好的餐厅之一，是芝加哥城里仅有的两家五星餐厅之一……这家餐厅可真贵，菜肴的摆设可以跟飞机头等舱或是极简主义的雕像比拟。值得庆幸的是，每一道菜肴都像艺术品，而且口味一流。每当一道菜上桌，查丽丝便赶紧拍照。
“婚后感觉如何？”查丽丝问。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了。”克莱尔回答道。
“你们可以继续结，”高梅兹说，“可以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婚礼，佛教的啦，裸族的啦……”
“那不会犯重婚罪？”克莱尔吃着些草绿色的东西，上面有好几只大明虾，仿佛一群正在读报纸的近视老头。
“我想，针对同一个对象，你应该完全有权利想结多少次就结多少次。”查丽丝说。
“你是同一个对象吗？”高梅兹问我。我正在吃一种上面盖着金枪鱼生鱼片的玩意，那些细薄的鱼片，刚碰到舌头就化开了。我品味了良久才回答：
“是的，而且还不仅仅是。”
高梅兹咕哝了几句禅宗心印之类的话，可克莱尔却微笑着向我举起酒杯。我俩的杯子彼此相碰：一声精巧的清鸣在餐馆的鼎沸人中发散开去。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
一只很小的鞋子
……
一九九六年，春季（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三十二岁）
克莱尔：我和亨利结婚快两年了，还没有谈论过生孩子的问题。我知道，亨利对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我一直不想问他，也不想追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他已经看到未来的我们是没有孩子的，我就是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去想亨利的问题是否会遗传，是否会扰乱生育的程序。就这样，很多重要的相关问题，我都不去想了，我整个人都陶醉在孩子的念头里：他长得很像亨利，黑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或者皮肤和我一样白，有股奶香、爽身粉和肌肤混合的味道；或者是个胖宝宝，看见每样东西都咯咯地笑个不停；或是个猴宝宝，低声细语的宝宝。我梦见他，梦见自己爬上树，在鸟巢里发现一只很小的鞋子；我梦见我手里的猫、书、三明治竟然都变成了小孩；我梦见自己在湖里游泳，发现湖底世界原来是孩子成长的秘密王国。
突然我身边到处都是小孩子：A&P商场里有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她戴着太阳帽正在打呼噜；专门给素食者制作美味鸡蛋卷的福旺中国餐馆老板的儿子；一个瘦小的、瞪着眼睛的华裔男孩；放《蝙蝠侠》的电影院里，一个还在酣睡的孩子几乎还没长什么头发；在百货商店的试衣间里，一位友好的母亲让我帮她抱一会她三个月大的女儿——我当时真想跳起身，把那团又小又软的肉球贴在胸口，疯狂地跑回家，可我竭力克制着冲动，坐在一张粉色米色镶拼的塑料椅子上等她。
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空空荡荡的，想要被充满。我想要一个我爱的人能够留下来：永远，留在我能够找到的地方。我希望亨利的一部分变成这个孩子，这样，当他去旅行时，不再是全然地离去，还会有他的一部分和我在一起……保险；以备火患、水灾和不可抗拒之神力。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星期天（亨利三十三岁）
亨利：一九六六年，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的一棵树下，我悠闲自得地坐着，我从一家漂亮的小干洗店里偷来了一件白色T恤和卡其裤，嘴里啃着金枪鱼三明治。在芝加哥的某处，我才三岁，妈妈还活着，时间错乱症还没有发作。我向幼年的我致敬。一想到自己的幼年，我便联想到克莱尔，联想到我们为了能怀上一个孩子而做的努力。我也很迫切，想赶快给她一个宝宝，看着克莱尔像瓜果一样地成熟，像丰饶女神得墨忒耳一样容光焕发。但是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能做其他一切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吮吸、抓握、拉屎、睡觉、大笑；翻滚、坐直、走路、咿呀。我想看看爸爸笨手笨脚地摇晃孙子的模样，我给他的快乐实在太少了——这毕竟是个补偿，一个安慰。也是给克莱尔的一个安慰：每当我被时间带走，我的一部分就可以留下来陪她。
可是：可是。我知道，不用知道，也能感到，这几乎不可能。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可能也是个会随时消失的人，一个会魔幻般失去踪影的宝宝，仿佛在童话里蒸发一样。就算依仗自己最旺盛的欲望，在克莱尔身上喘息，吸气，祈祷性的奇迹能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同样也会强烈地祷告——千万别怀上。我想起猴子的手掌①①《猴子的手掌》（The Monkeys Paw）是 W。W。雅各布（W。W。Jacobs）于1902年写成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中某只死猴子的手掌是个具有灵力的法宝，可以帮助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愿望。不过伴随着三个愿望到来的，却是无比沉重的代价。在雅各布的小说中，怀特一家人的第一个愿望是财富，不过其代价却是他们的儿子痛苦的死亡。于是第二个愿望是试图“纠正”第一个愿望。而当第二个企图“纠正”的愿望发出后，付出的代价居然比第一次更加沉重，于是又有了第三个愿望。到了最后，仅仅实现了第一个愿望，而其他两个愿望相互对冲，只是抵消发愿者的恐惧而已。，三个愿望，它们相继而来，却可怕万分。我们的愿望是否也如此矛盾重重呢？
我是个懦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让克莱尔靠在他的肩头，对她说：亲爱的，这完全是个错误，让我们接受事实，继续快乐地生活吧。可我也知道，克莱尔永远不会认命，她会永远悲伤。所以我盼望，违心悖理地盼望。我和克莱尔做爱，仿佛每一次都将带来好果实。
一
……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五岁）
克莱尔：第一次出现那种状况时，亨利不在我身边。我已经怀孕八周了。宝宝如同梅子一般大小，已经有了脸和手，还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初夏，夜色阑珊，我洗着盘子，望见那片混合着橘色和洋红色的天空。亨利大约两小时前消失了。他出去给草坪浇水，半小时后，喷嘴里还没有水的声音，我站在后门口，看见葡萄架下躺着一堆衣服。我走出去，捡起亨利的牛仔裤、内裤和他那件印着“砸了你家电视机”的旧T恤，把它们一一叠好，放在床上。我原打算拧开喷水机的龙头，后来还是没有那么做，如果亨利在后院现身，恐怕就要弄得一身泥水了。
我吃完自己调制的意大利通心面、奶酪，还有一小份色拉，维生素药丸，再足足喝了一大杯脱脂牛奶。我洗盘子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幻想着肚子里的小家伙，他一定正一边陶醉在我的歌声中，一边忙着把这些曲调存储在他某个精巧的细胞里。我站着，仔细冲洗色拉盘，突然在我体内深处、盆腔的某个地方，有种微微的刺痛。十分钟后，我坐到客厅里，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边读路易·德倍尼尔斯①①路易·德倍尼尔斯（
Louis De Ｂernieres），1954年生于伦敦，1993年被评为英国最著名青年小说家之一。的小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如同在我身体的琴弦上快速拨弄。我没当回事，一切都很正常，亨利离开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担心了一会儿，接着就完全没在意了。又过了半小时，我还没有真正地警惕。突然，那种奇怪的感觉开始变得像痛经一样，大腿之间似乎有些黏黏的血。我起身走进卫生间，褪下内裤，全都是血。哦，我的天啊。
我打电话给查丽丝。是高梅兹接的，我假装镇定地问查丽丝在不在，她接过电话立即问：“出什么事了？”
“我流血了。”
“亨利呢？”
“我不知道。”
“什么样的流血？”
“像月经一样。”疼痛开始加剧，我坐到地板上，“你能把我送到伊利诺伊州立共济会医院么？”
“克莱尔，我马上就到。”她挂上电话。我轻轻地把听筒放回机座上，仿佛过猛的动作会让它生气似的。我小心地站起来，摸了摸脉搏。我想给亨利留个字条，可不知该说什么。我写下：“去了伊
州共济会（抽筋）。查丽丝开车送我去的。晚七点二十分。克。”我给亨利留着后门，把字条放在电话机旁。几分钟后，查丽丝就到前门了，我们上了车，高梅兹开的车，我们没有多说话。我坐在前排，望着车窗外面。从西区到贝尔蒙特，再从谢菲尔德到惠灵顿，一切都异常清晰、锐利，好像要让我深刻牢记住它们，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考试。高梅兹把车拐进急救室的下客处。我和查丽丝下了车。我回头看着高梅兹，他朝我飞快地一笑，然后猛地驶向了停车场。我们走进去，随着脚接触到地面，重重大门依次自动打开，仿佛在一座童话宫殿，有人正恭候着我们的到来。疼痛先前曾像退潮似的减弱，此刻却又涨潮般冲向岸边，来势汹汹，不可阻挡。灯光通明的房间里，几个可怜瘦小的病人正排队等待，他们个个垂头抱臂，强忍着痛。我在他们当中坐下，查丽丝走到预诊台，后面坐着一个男人。我听不见查丽丝说了什么，可是当他问到“流产”时，我一下子醒悟了，就是这个名称。这个词在我的头脑里膨胀，直到充满了所有细小的沟壑，硬生生地挤开我全部的思绪。我哭了起来。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还是没能保住孩子。后来我才知道，亨利刚巧在一切结束前赶来了，可他们不让他进来。我当时在沉睡中，醒来时夜已经深了，亨利在我旁边，苍白憔悴，眼窝深陷，可他什么也没说。“哦！”我喃喃地说，“你去哪儿了？”亨利伏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抱起我。他用胡茬蹭我的脸颊，我感到自己被生硬地磨蹭着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身体深处，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亨利的脸湿了，那究竟是谁的泪水？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预产期还剩两个星期，我们还没给宝宝取好名字。事实上，我们几乎还没有讨论过，我们很迷信，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一旦给孩子起了名字，就会引来复仇女神的关注和折磨。最后亨利抱回一本《姓名大全》。
我们爬上床，才晚上八点半，我已经筋疲力竭了。我躺在我那侧，对着亨利，肚子像座突出来的半岛；他则用肘撑起头，躺在他那侧对着我。书横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对望，怯生生地笑了。
“有什么主意吗？”他边问边翻起书来。
“简。”我回答说。
他做了个夸张的表情，“简？”
“我以前所有的洋娃娃、长毛玩具都叫‘简’。每个都叫‘简’。”
亨利查了查，“它的意思是‘上帝的礼物’。”
“对我正合适。”
“来个特别点的吧，伊莱特怎么样？乔多萨呢？”他边翻边即兴发挥，“这里有个好名字：璐珞鲁拉，阿拉伯语里是珍珠的意思。”
“就叫珍珠好么？”我想象着我的孩子就是一颗光滑的发亮的白色小球。
亨利的手指在字里行间移动，“听好：‘（拉丁语）可能是鳞芽一词的变体，指这类疾病衍生物中最具价值的一种形态。’”
“呃，这本书写的什么呀！”我把它从亨利手中抢过来，为了反击，故意查他的名字，“‘亨利（日耳曼语）一家之主、居住地的首领。’”
他笑了，“查查看‘克莱尔’。”
“这是另一个名字克拉拉的变体，‘（拉丁语）辉煌的，明亮的。’”
“很不错嘛。”他说。
我随手翻了一页，“菲洛米尔？”
“我喜欢这个名字，”亨利说，“可是叫昵称的话怎么办呢？叫菲利还是叫梅尔？”
“皮瑞妮（希腊语）红头发的。”
“要是她不是红头发呢？”亨利拿过书，抓了一缕我的头发，并把一团发梢含在嘴里。我抽出头发，统统拢到身后。
“我以为我们已经知道该知道的一切了，肯德里克一定检测出她是红头发的吧？”我问。
亨利重新拿回了书，“伊苏尔特？佐伊？我喜欢佐伊；佐伊有很多可能性。”
“什么意思？”
“生命。”
“好呀，非常贴切。插上书签吧。”
“伊丽扎。”亨利又提了一个。
“伊丽莎白。”
亨利看着我，有些犹豫，“安妮特。”
“露西。”
“不好。”亨利坚决地否定。
“是不好。”我也同意。
“我们需要的，”亨利说，“是全新的开始，是一张白纸。我们叫她塔布拉·罗萨①①塔布拉·罗萨（Tabula Rasa），源自拉丁文，意指“洁净的桌面”；在文学涵义中，借指“原生的、纯净无瑕的心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用它来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就像白纸一样没有任何印迹。吧。”
“提坦妮·怀特②②提坦妮·怀特（Titanium White），“钛白”的意思。文中暗含的是这个名字比“纯净无瑕（Tabula Rasa）”更纯净。呢？”
“布兰歇，布兰卡，比安卡……”
“爱尔芭。”我说。
“和那位公爵夫人③③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y Luvientes； 1746—1828）于1797年所作的传世名画《爱尔芭公爵夫人》（Duchess of Alba）。一样？”
“爱尔芭·德坦布尔。”我说的时候，这个名字像是在嘴里打了一个滚。
“非常好，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他翻到那一页，“爱尔巴（拉丁语）白色；（普罗旺斯语④④中世纪的法国南部之语。）一天中的黎明时分。嗯，不错。”他费劲地爬下床，我听到他在客厅里到处乱翻，回来时捧着《牛津英语大辞典》第一卷、《兰登书屋大辞典》，以及我那本破旧的《大美百科全书》第一部分。 “‘普罗旺斯的传统抒情诗……献给爱人的晨歌。拂晓，共度了一夜的情侣被堑壕观察哨的喊声惊醒，在对黎明来得太早的抱怨中依依惜别，这样的题材，有如中世纪的牧羊女之歌一般恒久不变，这种体裁的诗歌借用了爱尔芭的名称，它有时出现在诗歌的开头，而通常总会出现在末尾，构成每首诗歌的叠句。①①原文是法语。’真是伤感。再看看《兰登书屋》，这个解释好多了，‘山坡上白色的城；堡垒。’”他把《兰登书屋》扔下床，继续查百科全书。“伊索，理智年代，阿拉斯加…… 到了，爱尔芭。”他快速掠过条目，“古意大利一系列早已消失的城市；爱尔芭公爵。”
我叹了口气，躺下来。孩子在肚子里动了动，此刻她一定正在睡觉。亨利又回去仔细研读《牛津英语大辞典》。“Amour； Amourous； Armadillo； Bazoom②②秘密的恋情，偷情。暧昧的。犰狳。（美国俚语）女人的乳房，奶子……天啊，现在的参考书目里居然还印着这些。”他把手伸到我的睡衣里，缓缓地抚过我紧绷的肚子，孩子用力踢了一下，正好踢在他手落下的地方，他愣住了，看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