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容貌也和心地一样美。可现在她却溘然而逝，实在太突然了，她去世时六十一岁。
吉田女士可说是刚过了生平第一个暑假。她和最心爱的孙子———一个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一起去九州旅行，这是她盼望已久的旅行。可是在到达九州的第二天，吉田女士却因为心脏病猝发而死在游泳池里。
我们的震惊和悲痛且不多说了。在吉田女士葬礼的最后一刻，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吉田女士看到了，一定会说“确实是黑柳的风格啊”。
我们经过了灵前守夜、秘葬、去火葬场和其后的祭奠……祭奠也已经满了七天。我虽然努力不哭泣，但一直止不住泪水。那天来了很多有名的演员，所以吉田女士的家门口摄像机林立，人山人海。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神户工作，父亲葬礼那天，我也因为要直播《彻子的小屋》而不能参加，所以这次葬礼几乎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亲友的葬礼。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大家正要回去，不知谁说道：
“已经准备好了食物，请大家下箸吧！故去的人也会欣慰的。”
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的帐篷下已经摆好了椅子和饭桌，上面放着外卖的便当。我们过去坐下。我一听“下箸”这两个字，就觉得必须快点吃完，于是，我没有说话，直接打开饭盒盖。那是大份的松花堂便当，盒子里放着各种菜肴。
“我曾经和吉田女士一起吃过各种菜……”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悲伤地想，今后每当遇到这种场景，我都会落泪吧？我很快地吃着生鱼片和醋拌鱼，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对旁边的波乃久里子、松原智惠子，以及对面的泽田亚矢子、五大路子她们说了一句话。吉田女士都曾经做过这些女演员的经理人。
我说：
“哎，我们在这里吃了这么多生的东西，如果把肚子弄坏了，绝对不能告诉别人是在这里吃坏的，自己悄悄去医院就行了。因为报纸上刚报道了经理人死在水中，如果再出现葬礼上全体亲友食物中毒，那就太不好了。”
我一边说，一边急急地吃炸虾和炖菜。不经意间，我看了一下旁边，发现隔着几个人，殡仪师也穿着白衬衫和我们一起吃饭。吉田女士的丈夫是一位记者，所以朋友也多是新闻记者或者与剧院相关的人士，和我都比较熟，殡仪师就夹在这些人中吃着饭。我对旁边的久里子说：
“那位殡仪师也来吃饭，这也不错。不过，我不知道这种时候殡仪师也要一起吃饭。”
久里子装做要整理一下丧服的衣领，看了一眼那个人，用手绢捂住了脸。我以为她哭了，慌忙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边拍着她的后背。久里子拿开手绢，用哭肿了的眼睛看着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然后她对大家说：
“喂，黑柳以为渡边先生是殡仪师呢！”
大家顿时“哄———”地大笑起来。
“怎么了？”我问道。
在我斜前方的一位记者告诉我：
“渡边先生是东宝（日本著名的东宝电影公司）的大人物，既是制片人，又是得过文学奖的大作家，还是大学教授。”
有人接着说道：
“的确，渡边先生一手操办这次葬礼，安排得妥妥帖帖，连殡仪师都自叹不如。但渡边先生毕竟不是殡仪师。黑柳女士，难道你不认识渡边先生吗？”
后来，大家都叫渡边先生“殡仪师，殡仪师”，嘻嘻哈哈地笑着。我非常惭愧，向渡边先生道了歉，不过想到这么一位大人物居然为吉田女士尽心尽力地操办葬礼，甚至让我误认为他是殡仪师，吉田女士如果有知，大概会非常过意不去，也会非常感激吧！
正在这时，不知谁低声说道：
“黑柳真有趣！在这种时候，她居然能想到全体食物中毒，真是匪夷所思。可是大家都认识的渡边先生，她却以为是殡仪师……”
这时，我的便当盒里已经空空如也。
“哎呀，我已经吃光了。我听说让我们下箸，就急急忙忙地吃完了……”
大家又哄笑起来，大家的便当都没怎么动。有人告诉我：
“‘下箸’这个词并没有要快吃的意思啊！”
从昨晚的守夜开始，大家还是第一次发笑。这时，我偶然瞥了一眼那边路上，发现矮墙上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一直在朝这边拍摄，大家此前一直在警惕着摄像机的方向，刚才松了一口气，就被钻了空子。
我陷入了绝望。
我刚来守灵的时候、去火葬场的时候、抱着骨灰一起回来的时候，一直拿着一块大手帕，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跑来跑去。
当许多麦克风对着我，问我“黑柳女士，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时，我默默地推开麦克风，上车下车。
可是到了吉田女士家中，我却叭叭地飞快吃着东西，还和大家开着无聊的玩笑……
“怎么办……”
一位戏剧评论家安慰我道：
“没关系，电视上只会播放葬礼中大家悲痛的场面，因为这不是伊丹君的《葬礼》啊。”
我总算放下心来。
和大家告别以后，我走出吉田家，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殡仪师，对我点头致谢，说着“多谢”。看来，这位才是真正的殡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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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旧金山的掸子（1）
我们年轻的时候，提到“坐飞机”，几乎就像林德伯格时代一样大惊小怪，现在想来觉得挺好笑的。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56年，当时我们的广播节目《阿杨阿宁阿东》非常受欢迎，我们要去九州熊本为NHK进行周年纪念演出。要说坐飞机是怎样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我父母没有参加过我在音乐学校的毕业演奏会，也没有送我到NHK上班，但当我要坐飞机时，他们居然一起到羽田机场为我送行。因为是这种情形，当时“去外国”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否则不允许出国，这和当年胜海舟、福泽谕吉①他们的访美使节团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有一天，好消息仿佛从天而降，我被定下来要派往美国和加拿大。这件事已经古老得让人难以相信了，我也很不好意思重提。1959年，加拿大圣劳伦斯水上航道开通，大型船只可以驶入密歇根湖等大湖，和大西洋直接连通，这样不仅可以进行大规模水上运输，还可以同时进行水力发电，所以这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这条水道耗费了当时的四亿七千万美元，而电源开发等工程又耗费了六亿美元，可见这条水道的开通是多么重要。
再说我是怎么和水道开通的喜事扯上关系的。原来，水道开通的时候，哪个国家的大船能够第一个通过水道进入密歇根湖，是举世瞩目的大事。最终决定下来的，是日本的饭野海运开通定期航线，由一艘叫“宗岛丸”的船第一个通过圣劳伦斯水道。这是1961年的事。这是第一艘大型万吨级巨轮驶入密歇根湖，所以要在船上举行一个大型仪式以作纪念。在仪式的高潮时刻，要将东京都知事的信转交给芝加哥市长。那么，由谁来转交这封信呢？最后决定由一位身穿长袖和服的女孩来转交。那时，电视机的数量正好渐渐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时，我是NHK培养的第一号电视女演员，又因为《阿杨阿宁阿东》这个节目而受到大家喜爱，在当时备受关注，有关人士就注意到了我，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角色。同时，《周刊新潮》举行了一个以照片为中心的问答栏目，叫“一百万日元海外照片问答”，我被确定为该栏目的模特。比如题目问“船经过哪几个城市进入密歇根湖”，我经过魁北克、蒙特利尔、渥太华、尼加拉、多伦多、芝加哥这些地方，以那个城市有代表性的地点为背景拍摄照片，在当时这简直像做梦一样。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总之，当时称之为“出洋”的这件好事，落到了我的眼前。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可以去外国了”，尽力在工作上帮助我，使我得以休假。我乘飞机到芝加哥，预定在那里和进入密歇根湖的船只会合。当时去九州就要大惊小怪一番，所以，说到去加拿大和美国，简直像要生离死别似的。总之，我好不容易启程了。那时当然没有现在这样的直达飞机，我先乘坐JAL（日本航空）的飞机到夏威夷，在夏威夷加油后飞抵旧金山，然后换乘美国的国内航班到达芝加哥。
当时人们的一般常识是“日本女人即使不说话，只要面带微笑，就一切OK了”。其实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刚到达夏威夷机场时，就有男人用英语问我：“你要在美国待几天？你要做什么？你带礼物了吗？有没有带珍珠？你带了多少钱？你在美国有朋友吗？”
我几乎来不及回答，他的问题就像连珠炮一样丢过来。我试着露出笑容，对方也只是报以笑容。即便如此，我总算过关了。第一次呼吸到夏威夷空气中的芬芳，我感到十分陶醉。从夏威夷，我又飞往旧金山。下飞机以后，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旧金山澄净透明的蓝天。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开心极了，抑制不住地想笑。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太滑稽了”，可还是一个人看着天空在笑。
第二件让我大受震动的事，是我在机场看到了为我搬行李的美国搬运工人。在那以前，对我来说，美国男人就是在日本的占领军，是给我们口香糖和巧克力的伟大人物。可是，这位搬运工人却为我搬运行李，当我给他小费时，他还说“非常感谢”，然后有点疲惫地拖着靴子，推着我的行李车。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穿着军服，是占领军，但其实他们本来都是普通的美国人。现在想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当时的我，这却是极大的震撼。
饭野海运在旧金山的驻外人员前来迎接我，我住进了宾馆里。还要过一天才出发去芝加哥，我就到旧金山街头闲逛。城市电车从山坡上面如翻滚一般地飞驰而下，山坡中间有很多白墙的房子，远远看上去仿佛闪闪发光，这一切都十分有趣。逛着逛着，我在杂货店发现了生平见过的最美的东西！
一开始，我没看出那是什么———它蓬蓬松松的，像一个巨大的棉花糖，颜色从粉红色过渡到灰色、浅蓝色，五彩斑斓，真像拉斐尔画中的天使飞翔时手持的东西。它的种类很多，也有从紫色过渡到玫瑰色、绿色的。我心想，不管这是什么东西，我都要买下来！
我拿起来仔细观察，看出原来是掸子，掸子上还有一根粗粗短短的棒。当时日本的掸子都是把旧布撕成细细的一条一条而做成的，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两种掸子在美感上的差距令我吃惊。这里的掸子可爱得让人着迷。它看上去像是棉花，其实可能是当时刚出现的尼龙材料的，反正蓬蓬松松的。我喜欢蓬蓬松松的东西，但当时日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给自己买了颜色不同的三根掸子，然后估计哪些朋友会喜欢这种稀奇东西，总共买了十根。杂货店的大叔说替我包起来，但我觉得包起来太可惜了，就告诉大叔我想一直拿着看，请他只把掸子的棒牢牢绑在一起。我当时丝毫没有料到，这会给我接下来的旅行带来多大的麻烦。掸子好像花束一样，蓬蓬松松地开放着，我抱着它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宾馆。接下来，我们动身去芝加哥。因为掸子无法塞进包里，我就用手拿着。在芝加哥，我和新潮杂志社的资深摄影师小岛启佑先生会合。船上的庆祝仪式、日本的总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以及其他仪式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芝加哥有好多“战争新娘”，就是和占领军结婚的日本女子，她们满怀眷恋地过来观看日本的船只。
我和饭野海运的人们告别，为了拍摄新潮杂志社的照片，和小岛先生一起出发去加拿大的魁北克。这时，我终于有点后悔买了掸子。如果我一只手拿着它们的话，那些棒太粗了，我拿不下；如果两只手抱住它们，那么我眼前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了。所以，在飞机场时，我好几次撞到了别人身上和墙上，乘坐出租车时，我也碰到了头。掸子越来越显得麻烦了，在飞机上它们也很占地方。我抱着这些掸子，去了魁北克、蒙特利尔、渥太华、尼加拉和多伦多，在这些地方各待了两天，每个地方的拍摄都很顺利。但是每当上飞机时，我抱着成堆的掸子，一边哇哇叫着一边跑过去，这和安静寡言的小岛先生无疑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多伦多拍摄之后，我和小岛先生告别，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饭野海运在纽约的工作人员说“难得来美国一趟”，建议我去纽约看音乐剧，并且愿意陪我去。我动了心，于是绕道纽约。到纽约机场来迎接我的是一位重要负责人，他说：“一开始，我们找不到黑柳小姐，心里正发愁，不知该怎么办呢！”这是因为我的脸被掸子挡住了。
我在百老汇看了《窈窕淑女》。“啊，原来音乐剧是这么了不起！”那种美超乎了想象，非常伟大，简直堪称完美。我长期以来，一直怀着想从事音乐剧的梦想，可看完之后，我当场放弃了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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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旧金山的掸子（2）
然后，我抱着掸子，和友好的人们道别，登上了回程的飞机。当时正值初夏，眼前蓬蓬松松的一团让我感到很热。
当时去日本的飞机并不是每天都有，所以我先从纽约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待上一天，第二天乘飞机经由夏威夷回国。在旧金山迎接我的人看到一堆掸子在动，立刻认出了我，向我打招呼。原来纽约办公室的人给他们打过电话，说“掸子要过去了”，所以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
还有一天才启程，我又到街上闲逛。我住的宾馆还是来时的那家，眼前的风景还和来时一样。我走着走着，又来到那个杂货店门前，店里依然排列着那天让我感动的掸子。这时，我终于想到：
“我其实不用当时就买的……”
我一开始就知道还要再回到这里，所以回来时买不就好了吗？那样我就不必在长长的旅行中这么辛苦了。
我深切地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愚蠢。而且，大概由于我老拿着掸子四处奔波的缘故吧，我的掸子似乎有点脏乎乎的，形状也被压扁了，比起现在店里摆着的掸子来，样子要糟糕很多。店里的大叔走了出来，大叔似乎还记得我，看到我一直盯着掸子看，问道：
“你还需要掸子吗？”
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执著的掸子爱好者。
我想“大叔一定不会想到，这些天来，我抱着那堆掸子进行了这么长的一次旅行”。
我摇了摇头。
“约翰万次郎从美国回去时，给妻子带了照相机做礼物，给妈妈带了缝纫机，比起来，我的礼物实在太拿不出手了。”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当我骄傲地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就是圣劳伦斯水道开通的时候”，美国人都会张大了嘴巴，问道：“不好意思，请问你多少岁了？”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圣罗伦斯水道就像横越美国大陆的铁路一样古老，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通了的。
那些掸子作为这一场笑话的纪念品，直到最近还放在我的家里，但颜色已经完全变了，成了灰色，像老太太的头发似的。那种光彩夺目的颜色，仅仅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了。
① 胜海舟（1823~1899），日本江户末期的政治家，通晓兰学（即西方的学问）和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