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邓稼先才说：“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老朋友杨振宁吗？”
“记得，记得呀。”
“他回来了。”
“那你回来是？？”
许鹿希想问，又停住了。
她知道，邓稼先的一切都是不能问的。
邓稼先这时笑着，摇着许鹿希的手说：“给口水喝吧。”
“我去给你倒水，去给你倒水。”许鹿希说着转身去了厨房。
邓稼先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都没变。
端着水过来的许鹿希把水递到邓稼先的手上：“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邓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事情慢慢再说，杨振宁这次回来，我们要准备一下。”
许鹿希记得，邓稼先在她面前多次提起过杨振宁，许鹿希对杨振宁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只是从来没有见过。
“杨先生会来咱们家里吗？”
邓稼先说：“听组织安排吧。”
那一天许鹿希和邓稼先早早地吃了晚饭，把两个孩子安顿好后，他们就急匆匆地到商店去了。好在他们去得早，商店还没有关门。杨振宁先生虽然是他们的老朋友，但是也有20多年不见了。所以，许鹿希坚持要给家里的床铺买一条新床单，左挑右选，买了条浅灰色带印花的床单。看着这条床单，邓稼先满意地笑了。
1971年邓稼先与杨振宁那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也就是那一次，许鹿希知道了邓稼先这次回来是周总理让他接待杨振宁先生。可能是第一次回来的时间太短吧，杨振宁先生1971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并没有去他们家，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在友谊宾馆见的面。
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你要那么做也要碰钉子
许鹿希说：“1972年杨振宁先生再次回国后，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是因为杨振宁先生的到来，他才能在一年后又回到北京的。杨振宁先生1972年回国那次到我们家来做客了。”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2）
许鹿希指着我坐的沙发说：“你坐的这个沙发和你旁边那个沙发，一个是杨振宁坐的，一个是邓稼先坐的，我从1972年一直留到现在，很珍贵。”
那一天，杨振宁先生在房间里环顾四周后发现屋里没有孩子的床铺，问邓稼先：“孩子呢？”站在一边的许鹿希说，孩子在爷爷家里。
1972年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家里喝水谈天，彼此都有很多话要告诉对方，也有很多的事情要了解。
许鹿希说，这两位科学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觉非常好。
我问许鹿希：“什么感觉呢？”
“就是感觉他们对科学的那种执着吧，非常有意思。我问过杨振宁先生，我也问过邓稼先，我说你们俩谈话的时候，又默契，又幽默，彼此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谈话间，杨振宁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思路非常快。
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杨先生说的还是北京话，根本没有变化。他北京话说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很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邓稼先大两岁，在他面前，邓稼先更多的时候是以倾听的姿态出现的。后来我问过邓稼先‘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杨先生说话，你怎么不多说话呢’，邓稼先说‘当然了，杨振宁比我大嘛’。”
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刚开始她还觉得是不是邓稼先出去了这么久不爱说话了，后来她才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您问邓稼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俩都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随便地问了一下邓稼先。因为他们俩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插话。”
……那您在旁边吗？
“我不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我不太懂，尤其邓稼先经常问杨振宁一些物理学或者科学上的问题，问的和说的都比较简单。这个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往什么方向去做，合不合适？杨振宁先生马上就说这个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研究室，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拐弯的，怎么碰钉子的？？因为杨振宁愿意帮助别人，很多实验室的负责人遇到问题，经常给他打电话寻求意见，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理论物理方面进展的情况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学杂志、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前沿知识都要早得多。这也是邓稼先一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的原因。有时候说到俩人都不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了，就开始拿笔写了，写几个字就行，因为是公式吧。杨振宁先生笑着跟邓稼先说‘人家做到这个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弯碰钉子了，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这是后来杨振宁多次回国对邓稼先最大的帮助。科学研究工作最要紧的是方向。能这样坦诚地说话，表明他二人友谊的深厚。
对于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这一代人来说，当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什么样的底子，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过去连汽车、自行车都造不了，更别想原子弹这些尖端的东西了。杨振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原子弹、氢弹都成功了。所以，杨振宁先生非常感慨。有位导演，要拍邓稼先的电视剧，说背景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房子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一个才思敏捷 一个忠实厚道
邓稼先和杨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杨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3）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在西单附近租了小房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40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着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了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乘船到达旧金山。邓稼先将杨振平送到芝加哥杨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杨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邓稼先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出国留学前，也曾经对跟他要好的地下党员说过，学成一定回国。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从那时起，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4）
在告别宴会上，杨振宁忽然泪流满面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1958年，邓稼先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隐姓埋名。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
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他看到有美国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国内时很想问邓稼先，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天，杨振宁离开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国，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听到杨振宁这样的问话，邓稼先吃惊地张了张嘴，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先生，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就在自己家里多次做过“粗估”计算的“一头沉”写字台上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并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信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控制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1月杨振宁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时，刚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了，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儿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邓稼先，畅叙友情。杨振宁逐渐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细心的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邓稼先。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邓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邓稼先家的柜子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5）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杨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邓稼先闲谈，说话间杨振宁突发奇想，要向邓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邓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杨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还有一次，他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邓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回想起这些往事，杨振宁和邓稼先都笑了。
轻松的谈话仿佛令时间倒转，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见面谈话中，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3年多，英国人用了4年，法国人用了8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沉默着。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但是，邓稼先又确实无法回答。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提问，因为这是秘密。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