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长发，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衬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国人爱去的地方，甚至还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个美国人，他说的一口上海下流话，是跟上海*学的。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奇的微笑，对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四九年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说，上海那时候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拿着一只破皮箱踏上上海，来上海发财，成了百万富翁。”
“对，”我说，“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把他们都赶走了。”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他用手点着裘德的酒馆的那块地面说。
可是，他并不喜欢那些外国人，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他们比在他们国内本部工作的工资，要多一倍。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发财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馆，走在空而长的走廊里，就听到有音乐从前面传来，还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气味。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暗暗的、可是并不暧昧的地方，又闻到了体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气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们一进去，就看看我们。
桌上点着一支细蜡，照亮桌上人的脸，放眼一望，中东人卷卷的像乱钢丝一样的大胡子，非洲人发黑的大嘴，高丽人的细眼睛和眼睛里杀身成仁的凶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绿眼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比起来，那金发蓝眼睛的人，倒没什么了不起。
有个人远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一看，是从前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学生。我以为他回欧洲去了，他说不，他学完了汉语以后，到上海的一家外国电话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大银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进去。于是，他回到大学里去学了一年经济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开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欧洲的太太也接来了，买了一屋的中国古董家具，他们如今睡的，是一张从北京买来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鸦片床。
说着，他等的人来了，来的是一大群荷兰人，头上戴着尼龙的大鸭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欧洲足球赛，荷兰和德国踢，在上海的荷兰电话公司的荷兰人，和“上海大众”的德国人，约好了到这里集合，去看电视。
裘德的酒馆那么响的音乐，六十年代的欧洲音乐，都被他们的声音盖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馆前面的小花园前，看到一对外国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闭成了一条线，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则气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外国人在上海的街上，已经不再因为太多人要看他们而小心仪表、脸上要像皇帝巡游一样地笑了。现在他们多得没有人要看，他们也胆敢在街上吵架。
后来，和一个比利时人约见面，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就到裘德的酒馆吧。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约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事情约人，就说，到广场的鱼喷泉前见一样。
那天去得早了，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个人在独自玩飞镖，他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穿了美式大花裤衩，那是白领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里拿了一大把红色的飞镖，一个一个，无声地向靶心飞过去。
我自己找了一个长桌坐下来，对面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这个周末的惠价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国人写的可比它们秀气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处，有一个人已经坐着了，面前放了一个杯子和一瓶德国啤酒。他把桌上的蜡烛放得远远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他说“嗨”。他是芬兰人，到上海来做船生意。他们那里冷，所以他长得有两米高。
我说：“你想家吗？”
他说想。可是他自己要出来工作，从前他在美国，后来又到了香港，又到了澳洲，现在又是中国。可是他说他愿意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每到圣诞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们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觉。
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说一是为了海外工资，一是为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一次，比花钱当旅游者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像百十年前的欧洲。
好久，我等的那个比利时人才来，他说，他忙得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十一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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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酒馆（1）
雨下湿了方格子的人行道，在路灯下闪着小水洼的光亮，空气冷而潮湿，里面有被又冷又湿的连天小雨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街上有车子开过去，雪亮的车灯照亮了浮在街道上的雾气。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酒馆亮着灯，蓝色的窗子上人影憧憧，有一个绿色的后背在门那儿掠过去，那是穿绿衣服的酒保托着大盘子上菜，上面的白瓷钵子上盖着盖子，里面是爱尔兰炖羊肉。那刚刚加完班的人，又冷又乏，眼窝都青了，还没有吃晚饭。
推开门走进去，暖气和着食物的气味迎过来。吧台深处，酒红色的老墙壁和褐色护壁板前面，木酒桶，航海的长望远镜，和几个世纪以前用的航海地图下面，旧旧的鱼网边上，有三个男人坐在高凳子上，一个吹笛，一个拉手风琴，一个抱着吉他，奏出热烈而单纯的爱尔兰舞曲。那里围了一大圈人，找不到桌子坐下，于是都在墙角站着，喝黑啤酒。吧台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在盛蘑菇沫子浓汤，钵子边上放了爱尔兰黑面包，结实的褐色面包片散发着麦子粗糙的清香。那女子的脸颊和嘴唇鲜丽欲滴，就像从乡村来城市不久的英国姑娘。那穿绿衣服的酒保端着羊肉，咚咚踏着木头楼梯上楼去，楼上的灯光照亮了他已经秃了的、粉红色的头顶。
楼上有人在玩桌球，边上围了一些男人，穿着毛衣或者牛仔衣，手里握着黑啤酒的大玻璃杯子，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白色的脸上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了，欧洲人的皮色一旦苍白，就让人觉得他们像要化了的冰山一样。和楼下一样，放眼一望，看见的都是欧洲人，听到的都是英语。
到楼上的围栏那儿，才找到两把凳子落座。安顿下来看到边上靠着一个脖子红红的大胖子，嘴唇上留着麦色小胡子，把快喝光了的啤酒杯子靠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出神地看着人拉那放在腿上的手风琴，一脸落寞而无聊的晦气样子。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什么地方？不是，这是一个秋夜，在上海桃江路。从路上不见人的雨夜里走进这地方，真的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中国。
如今来上海谋生活的欧洲人真的是多起来了。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大都坐在大玻璃前放了国际旅行社的牌子的汽车上，花花绿绿的，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那种香气。在南京路的工艺品商店外面，马路上总会围着一些人看他们，上海人好奇而羡慕地看着他们。那种默默的眼光真的能抹杀人的自知之明，何况人在旅途中，远离了日常生活。于是，就连里面个子小、身体胖、头发少，总之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亲王的样子登上车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这样，要不然所有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外国人太少了，怎么可以不与众不同。现在不同了，现在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听说他们对上海有着世代传下来的好感，在他们欧洲的老家，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而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
爱尔兰酒馆（2）
于是他们就来到上海。来上海，当然为了挣钱。有英国人说他只要能挣到他在英国想要挣的钱，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么事。大概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谋生的人大都会这么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么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就不愿意回欧洲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似乎事情就变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确像一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十九世纪初年，来上海的欧洲人在东大名路上开出第一家欧洲式的酒馆，此后一百年，是上海门户洞开的时代，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汽车、电话、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瓷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王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蓄红胡子的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
楼上的人纷纷围到围栏四周来。他们定是回家换了衣服来的，大多数人穿的是宽松的夹克和外套，但仔细看他们，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和剪齐的头发，可以想到白天他们笔挺的办公室生涯。还有加了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的，在桌子上用手把领带拉松，像从深水里伸出头来似的，把自己的脖子从紧紧扣了一天的白领子里长长地伸出来。在自己本土穿着最不讲究的德国人，到了上海也天天要小心对待自己的衣服，因为这个地方谁对谁也不知根底，可又势利，要是没有好衣服证明，就是再有一头金发，也要遭人怠慢的。在这里，难得有人看得懂欧洲人随意后面的骄傲。于是，除了办公室里的累，还要加上身体时时刻刻在考究衣服里的累。此刻他们一个个在歌声里握着喝到半残的大玻璃杯子，看着唱歌的人，什么也不说。
正对着唱歌人的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瑞士人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国女友，那中国女孩有一个敏感而骄傲的尖下巴，她和她的情人手缠着手，听他与他的四个欧洲朋友说话。有时她也轻声说些什么，他们笑的时候她也笑了，不是那种一点听不懂话的露水夫妻。只是在他们谈话时，她的脸上有着游离的神情，她加入不进去，只是专心地拨弄着他的手，他的手上没有戒指，她的手上也没有。她的头发染了一点点红色，盖在东方人柔和的脸上，感觉有些不妥。爱尔兰酒馆里的上海女孩，没有专心听歌，也没有专心说话，她们像点点滴滴的油星子，浮在汤的表面。不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们至少是陪伴了那些离乡的人。
一支歌唱完，满屋子掌声和呼啸声。听不出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叫出一个歌名来，唱歌的人点点头，唱起来。一支老歌了，关于航行的。接着，又有人叫出另一支歌来，唱夏天的，渐渐听出来，那些高喊出来的声音，有的说着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像是德国人说的，像是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腿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事地把自己的叉和刀顺着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他亲热地对她笑了一下。他是这里的老板，天天晚上都在满满登登的酒馆忙，在老老的木头楼梯上利落地走上走下，招呼客人，顺手收去喝光了放在边上的杯子。酒馆里的价钱和欧洲的一样，有的还要贵一些，可生意要比欧洲好多了，大家都说，这老板，靠在上海开酒馆挣钱了。听人说，在美国，有一个上海年轻人去餐馆吃饭，遇到老板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白俄，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在店堂里说上海话，就特地出来招呼，那大腮帮子的老人陪上海的年轻人吃了饭，说了上海话，他已经到美国四十年了，可还是怀念在上海开餐馆的日子。他当时的餐馆就在淮海路上，离现在的桃江路不远。他到美国生活的钱，还是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挣下的。说起来，那个老人，算是爱尔兰酒馆老板的上一代人了，他们为异乡的人们担当着思乡的调味，于是，他们都能算是上海好日子的见证人和受惠者。
到爱尔兰酒馆里在星期三的晚上也挤得满满的外国人；听着他们来自不同家乡的歌；在风雨交织的上海之夜啃着指甲怀着乡但不打算离开的时候；上海看上去又在繁荣的路上了。
布景
十年以前吧，那时候南方的广州人有钱起来，那里卖着在上海都不能买到的泊来物，其实，那是些只过一座桥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