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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1949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2）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的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时，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吐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1925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七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1925年的事。朱老先生是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相信圣约翰的人为爱国会做这种事。多少年，有谁真正提起了这件事。”
张老先生是1927年进光华大学念会计专业的。一进大学就知道是从圣约翰分裂出来的大学。在他上学时遇到太平洋战争，他一个只知道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里供自己读书的一年一千块袁大头的单纯学生，只要学生会一声令下，他也跟着去睡铁轨，也跟着去枫林桥市政府所在地请愿。光华大学继承了五卅的传统，常常组织学生*，张先生总是跟着去，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应该为国家做学生该做的事。“当然人人都是爱国的。我们读了英文，也不是就不爱国，我们总也是中国人啊。”他说。
老先生们都说：“我们老了，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事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现在我们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这里和老朋友碰碰头，吃吃咖啡，说说话，解解厌气，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问，他们不会说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学生的事，还是“改造洋奴思想”的事。他们在一起，说梅龙镇的三鲜汤不错，说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只吃口好到底了的烤鸡，说下午的卫生麻将到谁家去叉，说二十号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岁生日，请大家吃中饭，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来不那么方便。也说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日元的贬值，日本钢铁价钱会比中国低，这样宝钢会出现失业问题。当然也说戴安娜，红颜薄命的女子让巴黎从今以后添一个旅游点。现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背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到十点多钟，大家就陆续散了。有人搬得远了，在梅陇那里，每次也搭地铁过来，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时候，总是互道珍重。现在，每年总有十来个老人，下一次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永远不来了。早餐聚会的老人们从不去参加大殓，但会订鲜花请人送去。然后，红宝石面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会有人提起这个人，白发之聚，及时行乐是基本原则。
咖啡馆十年记（1）
目睹上海的咖啡馆，就像目睹人生的变化一样，这家开张，那家歇业，此起彼伏。当年我常去的咖啡馆，细数起来，竟是变化的为多。
时代咖啡馆关门了，裘德的酒馆也关门了，连房子都拆掉了。我做人物访问时常去的邮局对面的佐伊咖啡馆，现在成了广东发展银行营业厅的一部分。有天黄昏时和大学同屋散步经过那里，她说：“从前我们总在这里见面。”我说是的，那时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喜欢日式的抹茶咖啡。华亭路口的真锅咖啡馆也不见了，在那里，作为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的作者，我接受过日本记者的访问。我写《时代咖啡馆》的申申咖啡馆，现在是一家受欢迎的新式川菜馆子，我还常去那里和朋友吃饭，还喜欢坐靠窗的敞亮座位。
和平饭店的大堂咖啡馆现在已不是外滩最合适会朋友和歇脚的地方了，更多的屋顶花园开张了，更多的咖啡馆开张了，现在，那里很少见到隆重地来喝一口咖啡的上海本地人了。
不过，红宝石面包房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红白方格子桌布已经被洗得起了球，但还用着。每逢星期四早上，圣约翰大学校友的早餐会还在继续。只是在早餐会上，老人们越来越少，即使来参加，也越来越沉默。陪他们来的子女，成了谈话的主力。一个寒流将要到来的阴霾星期四早上，我坐在早餐会旁边的桌上看他们，还像从前一样，他们选在一个角落里，将小桌子拼起来，桌子上的羊角面包和本地产的笨拙不锈钢奶壶，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情形。老人们沉默地喝着咖啡，他们头发已经花白的子女们就台湾面包房的蛋糕价钱高谈阔论。
1931’S咖啡馆也还在原先的旧公寓大楼底层开着，大致保持了原来的装饰艺术风格，一直武装到小小的卫生间。只是，这些年以怀旧为号召的咖啡馆多不胜数，它便沉寂下来。当年，它在茂名路上发出第一声对旧世界的呼唤，现在，这个街区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小小一开间门面的精致店铺，都以上海本地人清淡精致的怀旧口味装饰起来，抗衡淮海路上的美式大商厦。以1931’S咖啡馆为圆心四散而去，周围路路都是旗袍店，鞋店，小画廊，旧家具店，小餐馆，形形色色的A货铺子，上海菜餐馆的菜谱里有小黄鱼汤馄饨和油焖笋，老公寓里进出着四十年代的旧中产阶级。过了复兴中路的红绿灯，就是一家上海人开的爵士酒吧。满店堂用的，都是复原的三十年代西式家具，连壁炉和楼梯，门和地板，都是一一从拆迁的旧楼里找来的，生生地在单调的简易房子里装饰出一个旧日上海。
我就在附近住，每次在傍晚时分，看到那小小一开间的咖啡馆泻在人行道上的灯光，都想起在里面吃荠菜笋丝年糕的那几个小时。周璇的歌就搅拌在年糕的袅袅热气里。后来，凤凰卫视来做作家访问，也把那里当采访的场地。许戈辉以为我十分喜欢这地方，但我却好像并不是这样。要喜欢一个地方不容易，也许它只是有趣。还有一次，我在那里喝了盐汽水——我小时候夏天的苏打饮料——五十年代后漫长海禁时代的上海可乐，完全没有咖啡因的朴素饮料，再加上一点劫后余生的异国情调。从那里的窗上，能看到南昌大楼，那是1929年建造的著名的装饰艺术公寓，即使多年失修，门厅里停满旧脚踏车，住户们只能侧身而过，给佣人们的楼梯更是堆满弃物，好像几十年来都不曾清扫过，但它的表面，仍洋溢着喧嚣明快的现代主义遗风，甚至连粗鲁的白色空调外挂机，都不能破坏它镀金时代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那种乐观和炫耀。
咖啡馆十年记（2）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年少时光的眷念，和一个市民对自己城市过去的怀想，是富有意味的，并饱含着价值判断的感情。在通常口岸城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感情如同历史真实和丰富的细节一样。探索这种感情，不光可以因此而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探索自己的途径。它因此而吸引了我。这种感情还很容易被误会，这是后来我才懂得的。十年前，我以为鲁迅骂施蛰存“洋场恶少”，黄宗江称赞姚克“洋场良少”的时代都已经过去，现在我知道也许并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而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价值判断中的文化意义会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一切都因为标上了价钱而庸俗。
十年后，我再去一一探访那些原先我写过的咖啡馆，才发现自己竟也好久没有到这些地方去了。还是一出太阳便暖得令人不知季节的冬天，还是街上的行道树枝光秃秃的在半空中纵横交错，摇晃着发黑的悬铃，我的老理光相机已经报废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如今已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它的气氛还是自命不凡又松弛颓唐。十年的时间，我都去哪里了呢？
我去了陕西路口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在那里我读完了一些书，包括奈保尔的几本游记和库切的小说，他们是我喜欢的作家，这时我可以说自己的喜欢，因为心中明确。我也见到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读书。有个女孩读到酣处，将一头长发松开，长长地从沙发扶手上挂下来。就像格林童话插图里被囚禁的公主，将长发从城堡上垂下，接应她前来幽会的情人。
《漫卷西风》的提纲和前两章都在那里完成，就在窗边的圆桌上，那里离电源插座最近。后来，它的出版合同也是在那里谈的，那是2004年的冬天，我的编辑正害着腰椎病，在椅子上歪着坐了整整一下午。我们说了许多事，突然他惊呼：“医生让我至多只能坐一个小时的！”接着，他的腰就立刻直不起来了。
在那张小圆桌上，我见了不少朋友。
我美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作的上海人，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他的书会被那么多语种的出版社喜欢，他说，也许因为他在写以前，就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读英语的，不是读中文的。这有一种叙事上微妙的区别：更坦诚，更简洁。
我英国的朋友，是用英文写中国菜谱的伦敦人，她完成了一本新式四川菜的书以后，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所以来了上海。她解释了来中国好好休息的理由：让她的神经感到更放松。我们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我仗着自己的一张东方脸，自告奋勇做了中国菜献宝。她当时滴水未漏，没说她有川菜三等厨师的证书。
我喜欢临窗角落里的那张小圆桌，私心里将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座位。要是被别人抢先占了，我找到别的座位安顿下来，完成自己要做的事，可心里终是不痛快。
我还在那里陪孩子度过准备中考最艰难的几个星期天。那是暮春。考试前夕，她做卷子已经做到麻木，但却不肯放弃，所以我们到咖啡馆里来。我对她说，在一家你感情上觉得舒服的咖啡馆做事，可以放松神经，提高效率，甚至可以获得意外的灵感，这都是我的经验。常常，我们就与旁边的客人聊起天来。
有一次，旁边桌上坐着的祖孙三代都和我们说话。老祖母是个钢琴教师，孙女是个文雅的大学生，她们齐声鼓励我的孩子说：“你一定行的。”我的孩子则对我说：“你一定要老得像那个婆婆一样帅气，我好带你出来喝咖啡。”
咖啡馆十年记（3）
还有一次，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坐在我们的桌子旁边。他很寂寞，只好借了我孩子的数学卷子去做，然后开始与我们说话。他说孟买也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我们比较了纽约、孟买和上海的星巴克牛奶咖啡的价钱，找到里面的微妙差别：美国本土的最便宜，孟买的最贵。不过，口味都是一样的，点心的品种也一样，店员招呼客人的用语都一样。所以即使跟孟买或者上海的店员说英语，也没有什么不妥的感觉。那个印度人说：“这就是全球化。”他觉得举目无亲的时候，就来星巴克坐坐。
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美国和英国，甚至维也纳，要是觉得举目无亲，我也去星巴克，在那里喝一大杯滚烫的牛奶咖啡。一小条滚烫的水顺着食道蜿蜒而下，整个身体就柔软下来，勇于将自己的身体嵌进一张陌生的沙发里。咖啡馆的沙发都是充满别人的痕迹和皱纹的，但你能感受到他们与你相同的寂寞和安顿，这就安抚了你飘摇的心。
在美国的星巴克咖啡馆，我写了外滩的采访记。在伦敦的星巴克咖啡馆，我继续写外滩的采访记。它们都是草稿，最后的润色，是在陕西路口的星巴克咖啡馆里完成的。窗外能看到正在做2006年圣诞节采购的人们，正从百货商店的大门里汹涌而出。这情形，让我想起上一年在芝加哥过圣诞节，和在伦敦过复活节时，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