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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什么是*？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和法治的社会。
现场提问：中国有很多宣传上的问题，茅于轼老师会不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中国文化习惯的选择？一个社会提倡做好事，可能就会培育出很多麻木不仁的人，等待一个人做好事。第二个问题，您经过那么多挫折，行动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信仰？
茅于轼：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确实的把握来回答。我们的宣传强调无私奉献，这是不错的，但一个社会靠互相无私奉献搞不起来。我说一个例子，一个好心人在马路边上摆一个摊，给大家免费理发，他是无私奉献的。但是就有人来排队叫他无私，享受他的服务。这个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些排队的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正好遇到就把事做成了。这个制度好不好呢？钱产生了很多毛病，因此就有人说，我们能不能构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用钱，就是互相服务就好了。你为我理发，我为你种粮食，互相服务，行不行呢？拿理发来说，如果免费理发，我上个星期理了，下一个星期我又来理，如果要收钱的话，我一个月理一次发。这就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社会的消费、生产要有效率，必须要有价格。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如果没有价格，分工不会发挥优势，劳动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劳动成果会造成浪费。
你说我受到了很多挫折，我现在还挺乐观，受挫折是我个人的挫折，但是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80年的观察。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前面的130年什么事都没有干成，现在这30年干成了大事，所以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非常的乐观。不仅是我，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基本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再有二三十年，我们就成功了。对于过去那些找我麻烦的人，我不太在乎，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找我麻烦，我也不在乎（现场掌声）。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有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5）
现场提问：您一直在努力维持的富平保姆学校，现在情况怎样？你现在遇到的官司怎样？您认为这样的努力与推动社会创造财富有什么样的关系？
茅于轼：我们五个人在2002年合资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帮助农村的女孩子进城做家政服务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呢？因为这个职业的门槛最低，而且待遇还是可以的。现在北京大概能赚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供吃供住。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已经有一万多人通过我们这个学校找到工作。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我们的一个保姆看护一个小孩，小孩在客厅吐了一地，她就帮他换衣服、擦地，拿衣服去卫生间洗的时候，小孩自己摔了一跤，摔死了。非常偶然的事情，就打官司了，一审判我们赔53万，我们上诉，二审判我们赔47万。
我们除了保姆学校，还办了一个保姆公司，学校里毕业都到这个公司去就业。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3万块钱，要我们赔40多万块钱，当然是赔不起了。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们宣告破产，当然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本来钱就不多。但是后来我们这几个股东反复商量了几次，最后我们决定不破产（现场掌声），还是赔吧。
为什么要赔呢？我们核算了一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算的不光是个人的账，我们还要算社会的账。一破产，第一，我们这个公司有60多个员工，马上就失业了。第二，我们这个公司跟保姆和客户有几千份合同，一破产合同都作废了，造成的后果非常大。第三，我们这个公司是为我们的学生维权的，就是不让他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们的保姆没有一个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我们每一个星期组织她们到颐和园、故宫去玩，给她们散心，因为保姆这个工作很压抑的，我们还捐了10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她们家里如果有出事，偷盗或者受灾等，帮助她们解决这些事。如果破产，这些事都做不成了。我们跟各个省政府还有合同，他们输送人到我们学校来，一破产，这些都要完蛋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反复的衡量，决定赔这笔钱。这笔钱从哪儿来呢？现在我们学校有差不多十几万块钱的节余，还有十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加起来有20多万。还缺20万，由我们股东大家凑钱，现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柳传志捐了一万块钱，张维迎也捐了一万块钱，还有很多人，目前已经有4万块钱。我们还要办下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个人做一点牺牲也是值的，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是增加了，这是我们的信念。
现场提问：茅老师，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社会上仇富的心态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什么网络上现在会对主流经济学家骂成一片呢？
茅于轼：我们改革成功的原因，就是市场交换，而市场必然造成的后果，就是有的人冒富了，有的人落后了，但收入也有提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收入都提高了，但是提高没有其他人快。我就说了，解决贫富的问题，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增加财富的生产，第二条合理财富的分配。什么是合理分配呢？我们经济学家出的主意，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应该让最穷的人得到比较多的分配，比如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对谁有利呢？现在在北京要抽签，请问这种办法，能增加财富的生产吗？能合理财富的分配吗？抽签分配不利于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合理分配，所以我是反对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6）
尽管很多人对我不满意，想买经济适用房的人说你反对经济适用房，侵犯我的权利，但是我不得不讲这条路是错误的。我觉得搞了几年，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很多意见，表面看起来是对穷人不利，但是其实对穷人是有利的。比如说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念大学的大多数人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20％。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
茅于轼：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那么提高了学费以后，是不是穷人更加上不起了呢？不是的，提高收入帮助穷人。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用电是补贴的，穷人要用电，所以要有补贴。但是我们就赞成电价上涨，穷人就说你们这些混蛋，我们要用电，你还要让它涨价。但是，大家知道，穷人一个月用多少电啊？十几二十度，顶多三十度，富人一个月用多少度电？三百度电，你补贴给穷人还是富人了？你是补贴给富人了。所以我们主张电价要涨，穷人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
主持人：其实就是通过提高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因为低学费，只是让其他不穷的人也搭了这个便车。
现场提问：首先祝茅于轼老师更加健康和长寿。现在中国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降。在西方，人们有宗教上的追求和约束，对人的内心和良心进行引导。那么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在没落，而又没有其他方面的信仰可以引导中国人，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茅于轼：我很赞成用宗教的方法提高道德。虽然我本人不信教，但是我观察了很多国家，宗教对于提高道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是什么宗教了，要宽容的、向上的这种宗教。宗教搞得不好也会出现危险的，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所以我希望是一种宽容、和平、有利于大家健康的一种宗教。
现场提问：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因为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您所从事的小额贷款和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茅于轼：相同的是我们都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很容易可以借到钱。还有我们的利息率是比较高的，孟加拉是20％，现在我做的是18％。不同的地方，他主要是针对妇女，90％以上的客户是妇女，而我们这个是男女平等的。还有他的要求，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要还款，我们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另外他有联保的制度，几个人开会互相担保，你不还我得提醒你等等，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是个人负责的，没有联保。应该说这些方面，我们对贷款客户的服务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的规模非常小，到现在为止，一共大概是四五百万块钱，他有几十亿美金，他的客户有700万，我的客户有二万人，不能比。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太严，我们希望金融管制可以放宽。
现场提问：茅老您好，听您的讲座非常开心，我感觉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最大化，那么对我们自身科技的积累以及对民族支柱产业的建立会不会带来冲击？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经济学家就讲财富的创造，很多别的事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要讲一条，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也干不成。回想我们在80年代初，我们想做很多的事，都做不成，简单一句话，因为没有钱。但是现在我们多有钱啊，现在没有听说一件事没有做成是因为没有钱。在30年之前，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财富是支持一切活动的基础，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非常对的。
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而是说别的发展要有经济基础，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很穷，老百姓还生活得特别丰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同样一个财富水平，老百姓的感受不同，这个跟文化、历史都有关系。我们现在确实钱是不少，但是大家的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陷入到这种困境里。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对，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把中国搞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1）
主讲：丁学良
时间：2008年1月19日
人物简介：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一直主张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
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讲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而这一制度又是从英国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就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此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太先进了。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2）
那个时候中华文明具有一种整体的投射力。不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的投射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有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具有世界的投射力。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在西点军校演讲，强调美国21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乃是美国怎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