芑帷薄Ｈ菽�200人的报告厅经常拥塞不堪，最高峰时竟然挤进了700多人，讲台下无立锥之地，听众就在主持人和演讲嘉宾的讲台上席地而坐。很多市民朋友把公众论坛作为周末聚会的一个项目，上午一起听讲，中午再吃饭讨论，交流思想。
公众论坛的设想始于2005年，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2007年6月，南方都市报开始承办公众论坛。
南方都市报承办这个论坛，实则是其成长的一个必然产物。经过十年的发展，南方都市报已经成长为一个主流大报：自2003年的“孙志刚报道”后，南方都市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自2003年首家开辟都市类报纸时评版以来，南都时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当下的转型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就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而这不仅表现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也体现在自己实际的公民行动中，作为南方都市报，举办这样一个公民讲坛就是最好的公民行动之一。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的开放式公益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城市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而所谓现代公民，就是懂得常识，并能用常识去思考的人。
在南都承办之后，公众论坛很快就火爆起来，成为市民和网民追捧的周末思想盛宴，也成为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很多外省市的宣传部门和媒体纷纷前来广州“取经”。我们总结，公众论坛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我们以南都时评为依托，紧扣当下的重大热点话题，形成一个现场讲坛、报纸刊载及网络直播的全方面联动。举一个例子。2008年4月12日，著名学者秦晖来公众论坛开讲《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这个题目秦晖教授此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数次演讲，但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而在公众论坛演讲后，不仅引发媒体、网民对贫民区问题的长期讨论（以“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为关键词检索，百度相关网页约78000篇，Google符合条件查询结果1570000项），而且北京学者还专门为此召开会议研讨此话题，最后还惊动建设部出来回应。演讲文章在4月13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见报后，秦晖与陶短房又就这个问题在南都时评版上几次论战。其他的各场演讲，比如2007年12月5日朱学勤开讲《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2008年3月22日梁文道开讲《从“*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2008年5月10日徐友渔开讲《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等，也都曾在公共舆论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热点话题。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有参与论坛的那些普通市民。
由于是开放式论坛，市民自发前来参加，所以论坛的参与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位增城的打工仔，曾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听讲；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宁肯放弃半天的收入；也有政府官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2008年1月5日茅于轼来论坛开讲，结束后返回的路上收到一位现场听众发来的短信，大意是：“我是某公司董事长，得知茅老师的富平保姆学校出了事，愿意捐款一万，以示支持！”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收到他的短信，“已让秘书把钱汇到茅老学校的账号上，请查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2）
现代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各阶层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而当下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公共表达、公共交流的公共空间，公众论坛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社会各阶层济济一堂，没有穷人、富人之分，也没有官员、平民之分，他们都是平等的讲坛听众，连座位都是“先到先得”。如果问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吧！
在这个讲坛里，还能切身感受到现代公民的理性。茅于轼老师因为他那篇坚持经济学常识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网络上饱受愤青们攻击，所以，茅老来公众论坛开讲《制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我非常担心现场会有愤青来闹事，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茅老刚进科技馆报告厅，早就人满为患的论坛现场听众们突然集体鼓掌，向茅老致敬；在茅老演讲的过程中，听众先后鼓掌几十次；随后的提问环节，提问者与茅老之间也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辩论。网络和现实，怎么区别这么大呢？仔细一想，在网络上骂人，所谓“成本低、见效快，而且还不用负责任！”很多人在网上骂人，常常根本都没看对方说了什么，只是看个标题，就开骂了，毫无理性可言。而在公众论坛，在周六上午，能够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一大早起床赶车来听讲的听众，自然会花时间思考茅老所提出的问题，即便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理性的批评，而非简单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论坛的这种公共表达和公共交流本身，也会对参与者的理性提出要求：你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你也要考虑自己的发言是否有理有据，因为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在现场演讲结束进入提问环节时，常常有提问者一拿到话筒就放不下来，甚至会争夺那个话筒，把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恰恰说明，这些普通人，他们有多么强烈的公共表达的欲望，却又缺乏公共表达的空间，因此，他们把论坛的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
市民们听的，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与他们的生活不搭界的大问题，大叙事——《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茅于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朱学勤），《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任剑涛），《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金雁），《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资中筠），《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王康）……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道道的思想大餐中，在一次次聆听、提问与辩驳中，市民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滋长。
广州市民陆伯是南都时评的忠实读者，也是公众论坛的铁杆粉丝，几乎每期公众论坛都能在固定的位置看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可见他来得多早）。陆伯不仅来听论坛，还经常送书送材料来报社，给我们这些编辑们，“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看！”过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过来，“何编辑，上次送的书看完了吗？有什么心得交流一下？”
有这些听众和公民，我们这些公共论坛的操办者始终诚惶诚恐，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就是公众论坛继续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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