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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楚：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现在来谈*，是觉得这种*的制度安排会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里的交易成本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的这些成果，现在由于没有*，这种制度安排，就像民政部门的救灾款一级一级派下来是非常难的，如果有*的话，各级都能够很及时地把人民群众的这些利益诉求反映，而且交易成本很低就可以得到。因此*不是说单纯地讲我们应该怎样。
推动发展，我主张在政治制度上要用实践推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监督也贵在实践，你都不去做，你都不去推动它，那是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们既然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岗位上，你就应该能够反映老百姓的意见，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荣誉或者是安排，那你就不能通过实践去推动这项制度的完善。所以我认为推动*、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要依靠现有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用实践去推动它，包括区的人大代表的*，我主张多一些人自荐、多找一些提名。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5）
现场提问：王老师，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有权的、有钱的也欢迎和谐社会，而普通老百姓为生活所迫，打工仔想改变命运，这两个方面的人怎么来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王则楚：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的社会，才容易和谐，因为有财产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走极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在于很多要改变命运的这些人，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活下去，而且活得稍微还要有一些滋味。因此要通过公共政策，使他们活得好一些。当然中国是千差万别，很多地方确实很难，全部由国家统筹也是不行，比如说教育问题，你说我们要承担那么多外来工的教育，但是地方财政是不可能的。有人向全国提出来，希望全国发教育券，外地的人要过来带教育券就可以，但是这个事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国家向发达地区征收的税收、拿走的钱多，对于欠发达地区可能拿走的钱少甚至还要贴钱，各方面的税制安排不一样，所以还是决策博弈的过程还不够公开和透明，我希望各方面的利益能够表达它的诉求，在表达诉求之后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协商，能够表决一些具体的事，才能够促进。两个方面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到最后能够解决。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些方面来调整。
现场提问：王老师您好，有一种说法，*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双刃剑，也有一种说法*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要什么样的*，才能实现比较好的希望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两千年前，中国在全世界应该说都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我们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专制主义可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说明中国太有专制的土壤了而长不出*之花？现在不光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文化上是不是有需要根本革命的地方？谢谢。
王则楚：你讲的这两个问题都是讨论非常多的，*是制度安排，它也是双刃剑，有好的也有坏的，*需要付出成本。当然最终大家同意的意见，*它不是最优的，但是它不是最坏的，它可以避免一些很坏的事情发生，就像是过去大家讨论的那样，“*”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制度下发生的，像前苏联的“大清洗”不可能在*制度下发生。至于说别的进一步再优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企业很可能就需要果断的决策。
你讲到文化方面的事情，确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建立专制社会，是由于它长期是在农耕的经济状态里，甚至每一次中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或者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都受到了落后民族进来之后继续发展农耕。宋代、明代、清代等等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到商品经济。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刚刚建立，三十多年我们的市场经济，锻炼到今天的公民意识。比如很多人问我，你提那么多意见不怕穿小鞋吗？大家要注意，鞋子不好就换一双鞋子穿好了，但是在计划经济下，专制制度下不会给你第二双鞋子穿的，所以才会穿小鞋。外国人问我“什么是穿小鞋”，他们不理解，说鞋子不好就换一双鞋子嘛。所以市场经济给了我们穿另外一双鞋的权利，公民的*意识才会出现，在文化上我们最近在酝酿着一次新的公民意识觉醒的文艺复兴，没有这个文艺复兴的话，中国这样走下去也是难的。百年中国司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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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1）
主讲：陈思
时间：2008年1月26日
人物简介：独立新闻人。2004年6月至8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独立调查和采访超过200人。在国内外发表30多篇战地文章。2003…2004年应德里大学圣史提芬学院哲学系邀请，在系内翻译及讲授以《道德经》为主的中国哲学。
最近10年来，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但这不应是我们所认识的全部。中国人误读了世界，或者是世界误读了中国，此类争论提醒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迫切需要第一手的观察维度，理解他国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也借此反省我们未来的建设之路。
中印两国，同为东方两大发展中国家，历史渊源久远，就隔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互相之间那么陌生，甚至还带有一点点历史的敌意。
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如果仅仅是“脏、乱、差，无政府”的话，那么印度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带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这有很多因素的影响。西方媒体的影响是很主要的，印度作为一个*的国家，在言论自由上是比较放开的，可以自由收看世界上的国际电视频道，CNN、BBC、半岛电视台包括他们的死对头巴基斯坦电视台的节目。当然，印度受教育的一群大概都是讲英语的，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肯定是CNN和BBC，这些媒体都直接影响印度对中国的印象。
印度的遗产
1947年印度独立建国之前，还不完全是一个有着民族性或者是民族特征的统一国家。因此，1947年统一之初，印度感觉上非常混乱，地方各自为政。文字上也不统一，官方语言就有十五种左右，印地语、旁遮普语等等，几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在印度，英语称之为“黏合剂”或者是“胶水”，它把印度这个四分五裂的版图强制性地黏合在一起。
1947年以后印度的发展为什么缓慢？先说尼赫鲁和甘地他们建国的一些理念。按甘地的理念，他倡议在印度叫“农村合作社”，或者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互助体制”，要求整个印度都必须从城镇回归到乡村，城市、工业都是邪恶的，西化的，都不是我们本土的，所以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和繁荣。在甘地看来，印度的独立就意味着回归到印度最原始、最本土的东西去。比如说要自给自足，满足了日常生存和日常生活的物质以后，就开始注重精神上的修为，过一些比较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尽管甘地在精神修为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在国家建设的理念上，跟随的人确实不是很多，大多数的人还是追随尼赫鲁的理念。
而尼赫鲁的理念大致上有两个方向，第一，印度必须是*的国家，这跟他个人的经历，跟他父亲、跟他个人在英国的求学经历有直接的相关。他受18、19世纪欧洲的人文思潮影响非常深远，他一生对专制制度和集权制度的批判非常多。第二，经济建设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的崛起非常重要。在国家建设上，他受到前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从而迅速崛起的经验影响，选择了混合经济这么一种模式。
尼赫鲁的家族是克什米尔地区非常有名的婆罗门，婆罗门一个固有的特质，就是对于经商、利润、市场这些东西非常厌恶。因为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面，你属于不同的阶层，你所关注的、你所归属的，或者跟你相应的属性是有硬性规定的。这样的阶层、这样的特性，导致婆罗门出身的尼赫鲁不会去关注这个国家任何产业的真正利润和成效，他只要一些产业能够维持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够让他独立起来，不需要外面的资助，或者是不需要依赖于帝国主义就可以了。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2）
在印度到现在为止，对计划经济还非常信奉的人还会经常讲这一句话“为需要而生产，不为贪婪而生产”。所以说这个也是印度政府从建国以来的一种理念。
说到印度的混合经济，一方面是指国有企业非常强大，同时也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但是对私有经济进行非常苛刻的制约和紧密的监控。比如说你可以开任何非政府经济命脉以外的产业企业和公司，但是任何行动都必须得到印度官方的许可。印度今天的*跟这一个政策几乎可以直接挂钩的，就是说你开一个公司，进口一样东西，开一个商店，要跟人家签合同了，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在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尼赫鲁理念的最贴心的实行者，就是要打击私营企业，就是要控制你的发展，就是要控制这种“邪恶的、不高尚的行为在印度国土内蔓延”。所以这些工商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他们也很乐意这样做。
官僚贪污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很多潜在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国外投资，甚至一些基础的设施无法达成，往往是因为要疏通的这些环节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就放弃了。这对于印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
制约印度发展的问题
制约印度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问题：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之前，尼赫鲁据说还是一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者，但是1962年的这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以后他就很认真地在军事和国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时间。因此，印度在军费上大量投入，加上克什米尔问题的恶化，牵扯了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精力和财力。
在社会文化层面，制约印度的发展问题还有种姓问题。在中国，你单看一个人的姓和名是不可能知道他是什么阶层；但是在印度，一看他的姓就知道他所属的种姓，甚至信仰什么宗教。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他的相貌、肤色和眼神，大概也能够判断他的种姓。
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的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的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有任何的区别对待。但是现实的情况，按照我在印度这几年的一些体验，就是种姓的影响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并且影响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方面，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会觉得也许我们现在现代化了，我们对这些古老的东西不是很在意了。在德里大学，特别是那些最开明的学院里，大家都可以一起玩，不同种姓如吠舍、婆罗门和萨帝利的都可以一起玩，但如果是低种姓的首陀罗或者贱民的学生就比较困难。在印度，种姓以外的，或者跨种姓、跨宗教通婚的，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酿成了不少的家庭婚姻悲剧。
尼赫鲁时期，政府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入的钱差不多，但是这样造成很大的问题，高等教育的院校毕竟是少数的，基层教育的人数还是更多的，这就造成了基础教育的落后。印度基础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学，还有一种是私学。公学是，印度的孩子上学不用钱，可以保证你的教学，但书费和文具需要自己买。但是这种情况下给老师的待遇不可能很高，不可能像私学那么高，所以师资不能保证。
因为印度在基础教育程度普及方面的欠账，这种伴随种姓问题带来的人才的浪费是很可怕的。印度有15种官方语言，相互沟通非常困难。印度人口只有30％的人懂英语，10％左右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如果你教育不是很普及，基础教育不是做得很好，英语不能像我们的普通话全国通行，那么在地域之间的沟通、人民之间的交流还是很有限的。这样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当地特色，地域文化会保留得很好，但是现代化程度、地域之间的沟通肯定要弱一点。这就造成了很多资源的配置，或者说地区之间的合作非常有限。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3）
宗教问题也让印度消耗掉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印度各宗教之间的互相仇恨是非常厉害的，如印度教徒对神牛奉若神明，因为牛是他们所崇拜的神的宠物。但是穆斯林习俗是要宰牛吃，两者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牛或者是其他宗教圣物而起。印度历史上很多次宗教的大屠杀都跟这些仇恨有关，每一次类似宗教的问题发生了，政府都要动用很大的资源，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印度地方各邦的*选举中，实际上也常被地方官员利用种姓和宗教的天然区分来达到选举目的。因为婆罗门在印度的各乡镇都是天然的代表，因为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婆罗门的祝福和祭祀活动。婆罗门在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眼里，都是高贵而神圣的。在印度采取了*模式以后，各地的婆罗门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各地区的民意代表并且印度国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婆罗门。
中国能从印度学习什么？
对于印度的这种混乱的状况，常常被认为是失败的*制度，很多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员，甚至认为印度是不是要实行更加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模式才更有利于这个复杂大国的发展。印度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对于印度的发展，有识之士提出过很多很高明的办法，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政策都有人提到过了，甚至有学者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问题就在于实施的效率上。很多人都很羡慕中国政策的实施力度和速度，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尽快效仿建立经济特区，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还是在讨论当中。但是从1947年甚至更早一点的情况来看，印度在独立后采取*和*体制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尼赫鲁和甘地两人对于*和自由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在英国求学期间，对英国的议会制*制度非常熟悉和推崇。
虽然独立前，尼赫鲁…甘地的个人政治理念特征让印度无法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后来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几十年的家族统治实际上还是形成了所谓的尼赫鲁…甘地王朝，从尼赫鲁本人开始到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现在的索尼娅？甘地和正在崛起中的拉胡尔？甘地，这个家族领导着国大党带领着印度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走到了今天。这几十年中，他们有所有建立家族式专制统治的可能和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国大党从尼赫鲁时期的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局面，到今天遍布全国几百个大小政党，此起彼落的壮观场面，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宽广心胸和对*的推动作用可说是功不可没。
我经常跟印度人讲，中国的精英和印度的精英所关心的东西恰巧是相对的。已经有了*的印度，他们想要的是发展和经济；已经有了经济发展的中国，中国精英们想要的是*和*。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抛开一切的敌意，抛开一切的障碍，能够互相合作和支持，互相学习的话，这将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