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富饶原野（1）
我，古代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甚少用“我”或“余”或“吾”，见了上司，“我”变成“在下”，见了主子，“我”变成“小的”，见了爹娘，“我”要自称“儿子”或“女儿”，也只有见了老婆孩子，“我”才可能是“我”；当然若是一女的，见了老公还得是“贱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总之是一套复杂的人称政治学和伦理学，涉及谁听谁的谁占上风谁落下风。在如此的权力关系和伦理秩序中，“我”有荷戈之像，危险不详，它放纵僭越，最难安顿——若能无“我”当然最好，但绝对没有也真是不可能，聪明的古人苦于如何自称、如何安顿这身这心这张嘴，结果就是，古人说话，开口自称时通常隐含着“他”：“臣以为——”，意思是，这儿有个您的臣子要汇报思想；“儿子回娘的话”，那意思就是，这儿站着您儿子，儿子要说话。总之，“我”不在，“他”在，“他”以他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他”说他该说的话。“我”等同*，“他”却穿着官衣制服，“他”*着那个任性的不体面的“我”，维护天下的和平安宁。
到了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如同洪太尉揭了封条，解放妖魔，遍地皆“我”，天体*，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变到如今，中国人开口就是“我”了，人人当家作主了，“我”的合法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其实，“我”依然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危险区域。即使在文学书写中，一个虚设或坐实的“我”也经受着更为严苛的审核，如果它看上去完善、安全，那么它或许是虚伪，如果它冒犯了谁，那它就是不知羞耻不讲道德——在内心深处，人们还是不知与他人之“我”和自身之“我”如何相处，袒露“我”是危险的，回避“我”则不仅回避了危险还回避了“我”之责任。所以，提笔为文，言不及“我”——如今官员散文大兴，但文章中有“我”的，以我所见，甚少。
陈霁说起来也是一个官员，但他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我”，“我”在说、在写。“我的精神地图”中国人最恨“独语”。在文学中，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指控就是：这个人在自言自语。这就相当于宣布：这个人是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是只关注自己的，是不想跟我们玩不想让我们爽的，既然如此，咱们为什么要玩他呢？咱们不理他、晾着他。我无意在此评论该逻辑的曲直，我所关注的是，当一个人在内心里、在纸面上自言自语时，当他孤独地面对他的“我”，力图表达这个“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叫人受不了的事？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也仅仅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是有“精神”的。那另外的那些时候呢？他与我们大家言笑甚欢的时候呢？那时，他的精神睡着，他的智慧醒着。所谓“智慧”，就是他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知道不能亮出破绽不能暴露弱点知道如何在笑眯眯的战斗中取胜。
我看中国的古典小说，好处不盛枚举，一桩大好处和一桩大坏处，就是“姑嫂驳蹊”，就是太有智慧太有心机，一寸短一寸险，越是一团和气越是刀光剑影，如此津津乐道下来，没有孤绝的大悲，顶多是落个张爱玲式的“苍凉的手势”——《红楼梦》或许例外，《红楼梦》是傻的痴的，但中国人至今也拒绝读懂它，它之广受尊崇，其实还是因为其中的“姑嫂驳蹊”。没有内心生活的语言，没有关于“我”的语言，没有关于沉默的语言。但在这本书中，这个人注视着他的“我”：他的纷乱的记忆，他的迷茫脆弱，他内部的裂痕和伤痛——穿过这一切后，他的自由，他在暗影重重中寻得的光风霁月。他的行文看似平淡，却是情怀缱绻。整本书，“我”都在孤独地游走，像一个文化的游侠剑客。“我”从自己的故乡走向不同人物的故乡，从今天走向历史，从物象走向灵魂，这便印证了一句：思想者在时间的岁月中永远没有自己的故乡。
“我”之富饶原野（2）
生活当中的不是“我”，“我”生活当中是个虚幻的，“我”在灵魂的舞台上。“我”不是他人的复制，不是逃避和返回，而是面对。从《故乡漂流在小河之上》《小城正在失去记忆》中，我们看到了“我”的疼痛，看到“我”在实现一种超越自我的现实警醒与批判，一种“采阳补阳”的努力，一种信念的加固和供养。这是“我”的勇气，是“我”对存在的关怀和对天命的接纳。而《孤舟》《兄弟》《渔舟上星空下》等几篇，“我”则透过平静的日常生活表象，看到了潜在的危险，真挚的情感背后闪躲着忧心的寒光，于是在看似平和的记忆里便有了凝血与悲壮。“我”在记述“故乡”、“亲情”时，没有嘹亮的声音，使用的是身体内部的所有力量。“我”的力量还在于“我”的自觉性，努力保持“我”的信念、操守不与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我”是公务员，但不因此而丧失观察与批判的热情。《九曲黄河》《青片河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流淌》《霜风吹过扬州》《雪地上的甘州》等等，或说整本作品是“我”在历史的静穆中释放对现代生活的敏感。历史的巨大寒意，没成为“我”的消极力量。“我”从视觉开始，进而动用身体的所有知觉，打探现实与历史的信息，搜寻那些破碎的图案，再依据自己的逻辑对它们整合。“我”并不是为一个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而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自身的方式加入社会责任、集体认同、政治姿态、道德力量等碎裂与混乱中。耳闻目睹，考验“我”的判断；披书阅卷，诱发“我”的想象。哑言的历史无法复原，但当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对接，就产生许多虚虚实实的感知。感知微妙，便可泼墨成文，便可讨得灵魂的唏嘘与宽慰。
他的这些文章尽管表现着温婉，但我们还是看到他在严肃地告诉读者，现代生活中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靠，它从来都是，也应该是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他明显地从已知向隐秘的未知迈进，因深知其人再读其文，顿觉意外。
陈霁之文令人意外，他的文章不唯有“我”，而且这个“我”拒绝权力——话语的权力，“我”所说的一切不是为了祈使、说服，不是为了谋取身体、声音和意义的优势，仅仅是，这个书写者有巨大的兴趣——“作者痴”——去认识自我。然后，“我”被勘探和被发现。在一种庸人逻辑中，“我”注定狭窄，但只有缺乏自觉的庸人之“我”才是狭窄的和乏味的，一个“我”在睁眼看他、怀着热情和勇气走向他的人面前必是广袤的原野——需要一张地图，这张图是精神的证物，它见证一个人在大地上的移动，也见证一个人内部的丰沛富饶。
陈霁散文论（1）
陈霁有一部散文集叫《诗意行走》，贾平凹写的书名，影响很不小。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他的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也都有每个地方的特产，像他所在的绵阳，我就想到长虹电器。那么另一个特产就是出了一个作家陈霁。陈霁不仅在当地有名，在四川省也该是占据着主流散文家的位置。陈霁散文厚重大气，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金量和很深的精神刻度。实际上他已经走出了那个诺大的盆地，在全国的范围内鼎足而立。陈霁不久前还是一家报社的老总，同文学还是相沾的，而他过去大多数时间所干的工作，却离文学很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地历炼了自己的文学涵养和文字功力，以至在很早就打好了文学的基础。尽管陈霁长期地干着机关工作，却乐此不疲地奔跑在文学的大道上，之所以说是文学的大道，是因为有人把文学比成了一条小路或者是独木桥，在这里挤的人很多。很多的人也没有挤出个名堂。而陈霁可能只是走了很短的一条小径就直奔了阳关大道。
陈霁的文章，无论长短，总能让人一口气读完，他很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下笔用劲，让人一进入就会兴趣无限，深入地读进去。陈霁善于找题材，抓细节，不会浪费笔墨。他去一个地方尤其是不常去的地方，都会对那里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留心在意。比如他去西部，他就写出《飘雪的兰州之夜》、《雪地上的甘州》、《醉眼朦胧的西宁》、《康巴高原》、《天山那一路心跳》等。他去江南，一路上写出了《杭州问茶》、《多伦路上的上海》、《霜风吹过杨州》、《一个人和一个小镇》等。这些都是同他的生活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越有距离，感觉就越好。比如他在《扎巴姑娘的闺房今夜为谁而开》中，写到奇特的走婚方式，小伙子们把在夜晚爬上碉楼视为命定的答卷，答案只能在姑娘的闺房里解开。他抓住具体情节，把一篇短文写得很精致。结尾收得也很漂亮：“漫长的岁月里，美丽如花的扎巴姑娘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优胜劣汰，把足够的强健和勇气迎进闺房，为一个弱小的民族繁衍希望。” 比如他去上海，想到了多伦多，就去走上一圈，找个咖啡屋小坐一场，也就有了《多伦路上的上海》。他带有着一种异样的感觉，想到了旧时曾在上海的一帮子文人的活动与写作，结尾处让一个袭一身黑衣戴一顶圆顶小帽的女子，随着楼梯的轻轻响动缓步出现。“我蓦然一惊：这该不会是张爱玲吧？”使文章一下子具有了情景性，同时也增加了感染力。他去西宁，在互助的地方喝了一场酒，酒是互助特曲，歌是花儿，使他有了瞬间的感受，在《醉眼朦胧的西宁》里说美酒和花儿加在一起，一定是会醉上个昏天黑地。陈霁抓住了一点，那就是：“生活是一杯酒，对甘肃人来讲，酒与花儿就是他们的生命，大碗的喝酒，大声的唱着花儿，随便的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朋友。”甘州是古地张掖，一个自汉代就闻名四方的边塞古城。陈霁“走在积雪的甘州街头，总感到正走在中国历史那些最让人激动的册页上。许多关于古老岁月的抽象的文字表述，迅速在风雪中变得生动鲜活甚而还更为立体的历史切片。卫青、霍去病、张骞、李广、成吉思汗和左宗棠，都在雪地上策马而过，“得得”马蹄和旌旗猎猎的声响都从风雪中传来。中国古代的不少军人都是兼职作诗人的。于是，在被历史照亮的地方，王昌龄、王瀚、王之涣和李颀们也在刁斗声中击节而歌。他们用苍凉的歌吟把风雪边陲的严酷和血洒沙扬的惨烈演绎成一种美学，让这一方土地更让人生畏也更让人神往。”陈霁以虬劲的笔力，泼洒出一幅苍茫辽远、气象宏劲的风雪图，翻飞的雪与靡扬的风中是激情滚烫的文字，甘州，因为陈霁又一次在人们的心中跳荡不已。
陈霁散文论（2）
陈霁是一个本真的人，他的身上有着川人独有的热情，正因为这种热情，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着极强的感知性。我们能看到他对待每一个述说对象的态度，也能感觉到他在文中释放出来的温软的东西。他写《为了一个可怜的皇帝上景山》，没有走别人的老路，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崇祯，写出崇祯皇帝的两面性，写出明王朝末年的大背景，而且由这个最不幸而又最可怜的皇帝提示出很多感性的东西，他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拥有权力不一定是福，拥有财富也不一定是福，妻妾成群更不一定是福。”“幸福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健康的心态。嫉妒不会幸福，眼红不会幸福，偏执与过激也不得幸福。和平的日子里，豁达乐观的人很容易的在自己身上找到幸福的感觉。”这是陈霁对生活深刻体悟的结果。
由此我想到他的另一篇散文，那是一篇让人读着落泪的文章，名字叫《兄弟》，这是人间真情。陈霁把弟弟的离世和他正在歌厅里唱歌放在同一个时间：“我投入地唱着《像我这样的朋友》。风雨的街头/知心的人有几个……手机震动之时，我才唱到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我把电话掐断，它又开始振动。掐断，振动。掐断，振动。当我不耐烦地接听之时，只听见父亲苍老的声音在电话另一头响起：陈伟已经去了。”陈霁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写了弟弟，也写了哥哥，哥哥和弟弟都走了，这使得陈霁较早地知道了人生的苦难，休味到了骨肉亲情的隔离。他没有表面化地去写兄弟之情，而是揭示了以前的真实的内心，这就使文章更具有了感染力。哥哥“吸纳了人们太多赞许的目光，让父母十分的满足。因此我就一直感觉自己活在他的影子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即使人们知道我，也是作为他的陪衬人出现。因为我提前上了学，好动、贪玩，一学期没读完课本已被我用铅笔戳了个对穿的大洞。哥哥的优秀和得宠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出罪恶之花：嫉妒、心态不平，甚至偶尔在心中闪出假如没有这个哥哥多好的意念。”陈霁在末尾写到：“哥哥走了，弟弟也走了。他们是划过我天空的两颗流星，耀眼出现又倏忽消失。但他们在我心中留下的划痕却永不磨灭。我不止一次地梦见他们。梦应该是冥阳两个世界交界处的会客厅，是上帝给我们的补偿，让我们兄弟得以在那里延续着过去的亲情。” 这篇文章不仅是陈霁的悲苦与忧思，也是他描画给我们的一幅真实的社会影象，让我们懂得人生的不易，懂得亲情的温暖与生命的可贵。
我还喜欢他的《我在廊桥上等你》，这篇作品写得真真切切，情景交融，像小说，又像电视剧，我不知道是否是作家个人的经历，感觉着是又感觉着不是，但他所运用的语言与手法又是散文的格调，这是陈霁在这部书里的最个人化又最情节化的一篇作品，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它告诉我们，陈霁若有时间有精力，是能写大部头的。
今年的5 月12 日汶川发生大地震，陈霁所在的绵阳离灾区最近。我曾经给他发信息，他的回答让人放了心。我就觉得他一定成了一个忙人，他指挥着一帮子人，尽着新闻人的良知与义务，把一份地方晚报变成了深受人们关注的报纸。而他自己也写出了《生死震颤》、《上帝筛子下的天使》等反映地震的文章。他写了亲历地震的感受，更写出了对那片土地的关注与感情。“从北川回来，几个晚上难眠。闭上眼睛，废墟和死难者尸体的影像挥之不去。胸口随时像鼓一样被擂响。它使我按捺不住这样的冲动：为北川做点什么。我想尽其所能捐一些钱物；我想争取外援，为受灾最严重的某处山乡的孩子们建一个希望学校，帮助安置一些孤残儿童，组织一些劳务输出。我还想，以我并非有力的双手去拥抱北川，用并非厚实的胸膛去温暖北川，用并非洪亮的声音为它呐喊，直到它站起来，就像古代这片土地上那些穿生牛皮铠甲手执弯刀的战士，从战场上站起来，擦干眼泪，擦干血污，重新成为一个雄赳赳气昂昂顶天立地的羌家汉子。”他还细腻而真实地写出了在地震中死难的孩子们，写出了那些父母与孩子骨肉分离的惨痛场面。看了让人惊心，读了使人落泪。如写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蹇韵，写出了无奈，写出了惜挽，也些出了对美丽的歌赞：“我只能在心里想，人人都想拥有美丽，很难。但是蹇韵拥有了。时间是美貌的杀手，即使拥有美貌，最终还是要被时间一点一点的割去。但是蹇韵短暂的十五年，活得阳光灿烂，青春饱满，生命在最活力四射的时候嘎然而止，她的美丽逃脱了追杀。她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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