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说，修铁路时，线就划在村里张姓始祖坟上。正巧有位测量员，他老家是河南人，也姓张。看到石碑上的文字，他说：这还是我的祖先呢！然后，他把线往北面挪了十来米，没有惊动始祖他老人家，错开了祖坟。我想，这位测量员，肯定就是二世祖成甫的子孙。这样一想，在我心里又是多种感受并发。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村里人也没有打问一下那位测量员的地址和姓名，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老人们还说，阎锡山修铁路时，把咱村东南面一个象征神，也象征风水的土崖挖了。从那以后，村里再没出过邢子述那样的人物，这话儿我信。记得小时候，我见过这样一件事情，村里女人生孩子前，总要让男人到那个土崖挖些土回家，碾成粉末，再用筛子“过”二遍，有什么用？用处多着呢！放在初生儿身底下，沾点仙气，取意健康长寿。放在女人身子底下，不起痱子，不发病，取意如意吉祥。
父母说，我小时候身底，就铺着这种神土。
从我记事起，铁路的样子，和现在不大一样。首先不是阎锡山的窄轨，其次是那时有搬道工。说起搬道工，自然而然我会想起过去一部电影——《红灯记》。想起《红灯记》里那个叫李玉和的搬道工。那时候，火车进出站的信号，是搬道工手工操作的。搬对了，顺利通过。搬不对，两列火车就要撞在一起。那时的信号灯，还是烧煤油的灯，灯外面那个玻璃片是活动的，好像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的，另一个是绿的。把红玻璃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禁止火车通行。把绿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火车可以通行。而且还是人工往上面挂，踩着老高老高的铁梯子，一直往上爬。火车走了，再上去拿下来，这是晚上的工作。白天就不需要信号灯了，火车司机只看搬道工手中的信号旗。村里人称信号旗为洋旗。
以上说得是信号灯，还有搬道。进来一列火车搬一次，出去一趟，也得搬一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所以，在火车站的两边都有二间小房，就是让搬道工在里面吃饭睡觉。现在是电脑操作，也就没有搬道工这个职业了。
应该说，村里人乘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别得不说，就是我村修建起火车站以后，把周围几个村里人眼红坏了。有关修建火车站的时间，村里人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九六零年，有人说是一九五七年，也有人说是一九五八年，众目睽睽之下，竟没有一个准确答案。由此可见，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又是后天的历史，更何况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个今天和明天？
近几年修通豆（豆罗）付（付家庄）公路，又开通了乡村公交，人们进城坐公交汽车的同时，似乎忘记了火车站的存在，一是因为火车车次减少，一天就那么一二趟；二是因为汽车车次多，一天来回七八趟，而且随叫随停，甚是方便。
由铁路引起我这么多的联想，那是因为火车站的搬道工，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小时候家穷，进入冬天买不起煤，怎么办？一是到地里刨玉米茬子，或者是扫树叶儿，或者是上山砍柴禾；再就是到火车站或搬道房，拣铁路工作人员倒出来的煤碴。
记得有一位搬道工叫李树枝，人长得很瘦，老家是孝义人，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次，他把倒出来的红煤碴儿，专门用白灰埋起来，我不知道啊！双手就去刨，大冬天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烫，好不容易把发黑的煤碴儿装进了口袋，往起一提，齐刷刷地漏了一地……原来是煤碴儿把口袋烧成个稀巴烂。我不敢回家，怕母亲骂我。煤碴没拣成，还把口袋烧成个这？自己也觉得理亏，可是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
北风吹得雪花飘，
数九寒天冻死人。
我还得回家。母亲看见了，自然是一阵大骂，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她骂她的，我不还嘴就是了。再说，我又不是有意的。后来，母亲看见我双手被煤碴烧起许多水泡泡，她不管口袋上那些窟窿了，拉上我就去车站找李树枝。
大家可以想象到母亲和李树枝见面后发生的争吵，一个是国家正式工人，一个是农村妇女，有理就叫你说不清，让人家赔你口袋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出出心中那口怨气而已。
说到这，我想起一个笑话。
话说山里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又第一次看见火车，心里的惊慌，和心里的惊叹，好像他站在月球上似的：那家伙趴下还跑得那么快，要是它站起来跑，那还了得？
同族伯父张旭根（一九二四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已下世，享年六十九岁），人勤快，爱劳动，别人还在被窝里睡觉，他老人家已经从地里回来了，不是背着一捆柴，就是拣回一担牛粪，反正是闲不住那双手。自然，他也到铁路上拣煤碴儿，遇上火车停着，他就站在下面哀求人家：
师傅师傅漏一漏，
师傅师傅漏一漏。
漏什么？漏火车头里烧过的煤碴儿。火车一过，他赶紧跑过去拣。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儿让村里人知道了，一看见他就开玩笑：师傅师傅漏一漏，师傅师傅漏一漏。
同族伯父张五旺（一九二九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属蛇，一九九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五下世，享年七十岁），年龄跟父亲差不多，担任过村里的队长，性格开朗，爱和人逗个笑，是个红火热闹人。有一年春节跟前，好多人围在我家，让父亲给他们写对联，五旺伯伯就给旭根伯伯现场编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寺庄有个张旭根，下联是：天天半夜起五更，横批是：拣煤碴。众人大笑。这是一句笑话，父亲是不会这样写的，祖先留下那么多祝福话儿还写不完呢！
由铁路，我想起搬道工，想起李树枝这个孝义人，想起我叫伯伯的二位前辈，想起由他俩引起的二个小故事。说实话，此时想起他们，在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想起那个贫寒的年代，想起村里那些勤劳善良的人们，想起他们面对贫穷的那副笑脸，和村里人应有的宽阔胸怀，想起那些我不愿意回忆起的往事，我真想失声痛哭！
好在俩位前辈儿孙满堂，并且小小年纪，就大有出息。五旺伯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明根，现在太原市工作，不怎么回村的同时，也和村里人不怎么来往。二儿子叫张成根（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娶了个聪明才智的女人，生一儿一女，在村里开了一个百货商店，和气生财，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附近几个村子很有影响，小俩口的生活过得挺有滋味。
旭根伯伯的大儿子叫张天星，如今也在太原市发财，据说收入还行。二儿子叫张卫星，随妇居住在外村，逢时过节也回村看看祖坟，同时也看望看望他的侄儿，近几年奋斗得相当不错，几辆大汽车给他挣钱，自己开着一辆小汽车，南来北往联系业务，那日子过得更是不可想象。
第三章 本
这时，距离我村二十多华里的田庄村招聘教书先生，依祖父在家学过的那几本书，应聘是富足有余的。于是，开始了他老人家近半个世纪的乡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欢，又有基础，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何况他老人家性情温和，说话和气，待人接物，礼字当先，他的名声很快在附近村庄传开。
——摘文代题
十五世祖母：传说中的真实故事
十五世祖母：传说中的真实故事
我不会讲故事，熟悉我的人都这么认为，于是我写小说了。这个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里不能没有故事，没有故事的小说像一只空碗干巴巴的发冷，于是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编织我的故事了。
我想好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把我带到“从前”那个时间，故事好像也就开始了：
从前有一位寡妇老婆婆，她老人家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在家种地，老三赶一辆马车，常年在外给人家拉货跑运输，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
一天，老三从太原城送货回来，掏出五十两银子交给母亲。
母亲一看，问：“老三，这是怎么回事？”
老三说：“我不知道。王掌柜给了我我也没看就装进口袋。”
老太太一听急了：“一定是王掌柜弄错了，给五两给了五十两。马上给王掌柜送去。”
老三走了。老三后面跟着老二。俩人踏着月色，敲开了王掌柜的大门……
从此，方圆几百里的人们都传颂着这位老太太教子有方，妇道人家却不失大家风范。
于是，东家感激不尽。
于是，老三成了王掌柜的上门女婿，出任相当于如今的“副总经理”。由于他在太原城买卖公道，凭一个信义，凭一个真诚，很快赢得了人心。同时，“齐斋和”这个商号，也迅速传遍了晋西北。没出一年，老大老二也相继娶妻生儿育女。从此，这个家业兴盛繁荣起来。
这个故事对我影响至深，因此把它放在前面。需要说明的是，故事里那位老太太是我祖父的祖父的母亲。
是几世几代的祖先？祖父在世时曾对我说过，只是我没有记住。当时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讲着。我注视着他老人家的脸——那脸上流满了泪水。
我让儿子记住这个故事。
后来，父亲又对我讲起这个事情。事情的真相好像是这样的：那位老太太姓贾，是我十五世祖母，这是肯定的。但是，老太太让儿子当天晚上给王掌柜送去，还是以后的某一天？那位掌柜是不是姓王？运费是五两还是五十两银子？王掌柜女儿是否嫁给老太太三儿子？王掌柜商号是否叫“齐斋和”？等等划问号的事情，也不能否认那不是事实。
祖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就给我留下发挥的余地，好在我敬由心生，心存善意，虽然无力做到重现历史真相，也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从善祛恶的思想，在我内心竟不敢有半丝放松，更有“贫不卖书留子读，教儿栽草与人看”的念头。既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祖先是不会怪罪我的。
父亲还说，原先咱家的大门叫花大门，金装彩塑，雄壮气派，异常美观。村里人称呼家人为：花大门家。这个花大门，可能就是十五世祖母那三个儿子修建起来的。祖坟里的石碑，也是上等石材所造，雄壮高大，气势不凡，可能也是十五世祖母那三个儿子“立”起来的。
我问父亲：那花大门现在何处呢？
父亲说：兵荒马乱时期，卖给刘沟村一户人家了，那时你祖父还没娶你祖母呢！照此推理，祖先卖这个花大门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二九年之前。
真希望那个花大门还在。真想到刘沟村去看一看那个花大门。要知道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唯一可以证明历史的东西呀！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为本书祖母一篇，我专程从北京来到田庄村。在万忠伯伯（姓弓，也叫万中，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其名取意为万中选一之义。其父名叫弓官有，为祖父朋友）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倚门，倚门正面门顶有一块木板，上刻三个碗大的草字：芝林处。
据祖母侄儿弓中正（也写忠正，又名士杰，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初三。本章后面单列一篇，专门讲述他老人家的生平，以及他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记忆，这个倚门，乃我家祖上所有。后因生计，变卖到此。
这应该是真的。 。。
祖父：读书为上品自高
祖父：读书为上品自高
祖父，字联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属龙，那年是清朝光绪三十年。他老人家卒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当时我正在忻县城参加高考，回到家，祖父已经走了。那年，他老人家七十有七。又说，七十七是喜寿。理由是，人们把七十七连起来草写，所组成的汉字，恰好是一个喜字。
祖父十一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祖父的父亲走了！家中留下孤儿寡母五六口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简直就是在生死线上作垂死挣扎，人多嘴就多，粮食不够吃，只好想其它生存的办法，想来想去，唯有走北路这条路。所谓的北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西口，也就是去内蒙“打工”。当时祖父年龄尚幼，只有祖父的两位哥哥，他们先后出了北路，寻求另外一种活法。结果是我大爷爷（张人和，二十世祖，郭氏）早年病故，我二爷爷（张成和，二十世祖）一去没有任何音信，至今没有下落，不知生死。那个吃人的年代呀，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寒胆战。
祖父母亲，虽说是位妇道人家，但她老人家明是非，晓大义，知书达理。全家五六口人的嘴，都爬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尽管日子过得有今天没明天，更不知道后天的饭菜，该怎么做？就这样一个世道，就这样一个处境，就这样一个条件，并没有压倒她老人家热爱生活的骨气，她老人家就认准一个理儿：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读书。她老人家这样对祖父说。就这么一个世道，就这么一个处境，就这么一个条件，你不好好读书，行吗？可怜的祖父，晚上在油灯下念四书五经，还得念出声音来，让他母亲听，听有没有念对？看有没有念错？就这么严厉，就这么不近人情。
白天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担水劈柴。春天耕地拉肥下种，夏天锄田薅苗追肥，最忙得还是秋天，眼看着庄稼熟了，别人家都往家里收割，再遇上村里还有几个不争气的人，半夜到你家地里，背上几口袋谷穗，就叫你有苦不能说，说了人们也不相信。“我家还愁得收割不回来呢，谁有心思收割你家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还有一大堆让人相信的理由。
到了冬天，人们不那么累了，可家里的事情，就像地里的活儿一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担水，就是砍柴，你不做就没人替你做。过去读书人都用毛笔写字，祖父因为家穷，买不起纸和笔，他老人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根树枝，把前面削成毛笔那个形状，然后就在院子里写，院子写满后，用扫帚扫去再写。冬寒夏暑，从不间断，这是祖父练习硬笔的方法。
硬笔字练习得差不多了，再写毛笔字。他老人家又想出一个非常简朴的办法，就是用人家扔掉的烂毛笔，再找几块方砖，把粘土放进一个小铁桶内，倒上水，把它搅拌均匀，之后用那枝烂毛笔，沾上粘土糊糊，在方砖上写字，写满一块，再写另一块，另一块也写满了，那一块也就干了，然后用扫帚扫去粘土，再写。春天是这样，夏天是这样，秋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到后来，祖父的毛笔字写得出神入化，力透纸背。因为祖父毛笔字写的好，就有人请他老人家把“字”写在石碑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在我村附近地区，就有好几块碑文出自祖父之手，我知道得就有，同族伯父张安祥祖父的碑文，祖父外父的碑文，还有坡头村有个庙的碑文，等等。
祖父有如此成就，全凭他老人家母亲的严格管教。
祖父母亲本姓王，娘家世居忻州城西门坡，是忻州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又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尤其是祖父舅舅王敦武老先生，他老人家年长祖父十二岁，是忻县中学校的高材生，在忻州城里很有名气，满腹经纶，*倜傥，为人豪爽，热情大方，在忻州城上层社会，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据父亲讲，祖父小时候，经常随母住在姥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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