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传。二十三世存福，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云福，无传。二十三世亮福，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云亮，无传。二十三世亮元，边氏生一子：永康。二十三世明元，赵胡二氏生二子：长子永平，次子润平。二十三世林元，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亮文，白氏生一子为：福平。二十三世五林，无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伯父
二伯父
小时候，每逢正月，最喜欢随父走亲戚。所谓随父，即以父为主，我仅仅跟随而已。所谓走亲戚，也就是父亲称之为大舅或二舅或姨姨这么三四家。当然，以我来称呼，即在父亲的称呼前加一个“老”字，以示辈份有别。与父同辈，或晚辈，则不加老字称谓，而是以伯叔婶哥姐相称。
由此引出一个小村：田庄村弓家沟，也就是祖母的娘家。此村位于我村正南、五峰山南面山脚，属庄磨镇管辖，直线距离约五公里之多，走平路绕牧庄村、平社村约十公里之多。从血缘角度理解亲情二字，应该是没有距离远近之谈的。对于小孩来说，亲情与距离更是没有联系。兴趣所致，原因可能还是玩耍的天性，其中也有好奇在内。
过去小孩接触社会的唯一机会，只有一年一次的走亲戚啊！
祖母之父，为父之姥爷，弓姓名恒昌，字久亭，生于一八七五年，即光绪元年，于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二十三辞世。关于他老人家，我是没有可能见面的，但我能想象出他老人家的慈祥与厚道。祖母大哥，为父之大舅，弓姓单名一个琦字，小名叫弓安福，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与祖父同年同月同日生，可称一奇。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几次，一人住一孔窑洞，面慈心善，相貌及性格与祖父无异。祖母之姐，弓姓名梅棠，生于一九零七年，属羊，印象中，我随父亦见过她老人家。祖母二哥，为父之二舅，弓姓单名一个瑜字，小名弓安金，生于一九一零年，属狗。以上长辈，因为祖母关系，我只有敬重他们，所叙文字简单，一是因为辈份与年龄之悬殊，我不可能熟悉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平；二是出于敬畏心理，夸大之词，或评论之言，唯恐与史不符，也与我行文之道相悖。基于以上二个原因，我只好依祖母之侄，也就是我称二伯父之言所记，不敬或不妥之处，请长辈谅解、晚辈理解为盼。
在此，我以为有记叙二伯父之必要。其理由亦为二点：一是自以为近几年与他老人家来往甚多，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了解他老人家的；二是二伯父的人生经历；我以为富于传奇色彩，有记叙之必要。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私心，想以此为本书增光添彩。
祖母之侄，乃祖母大哥之次子，弓姓名中正，也写忠正，又名士杰，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因其与父同辈，且长父六岁，我自然称之为伯父，为区别他人，又习惯称之为二伯父。口语为：二伯伯。
小时候，我对二伯伯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年龄，也因为辈份，主要还是因为自卑。自卑在此有贫寒的意思，也有笨拙的意思。贫寒容易理解，在那个年代，所谓贫寒与富裕的根本，其实就是有无粮食之别；笨拙之义，源于自身。相对而言，二伯伯给人的印象，却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据父所言，二伯伯从小在村里就有“二先生”之别称。村里人称有文化的人，一律尊称为：先生。有此一说，更加凸现出自己的笨拙之象。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七日，天空中略有微尘飘浮。这种天气，与我心情一般。为生计，更为村言（指本书）一书，我专程来到太原拜访他老人家。见面后的所有话题，自然因祖母谈起，之后又因祖母牵连起祖母之父、祖母之兄、祖母之姐，其中也有祖父。
最后，我将话题引在他老人家身上。
二伯伯童年时期，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日本入侵中国，国难当头，人民遭殃。在其身上，反映尤其突出：记忆中就是逃难。七岁进本村书房念书识字，所学课程，除过传统的《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明贤集》之外，也有一些新课程，比如《国文》。因为战争时期，书房也是断断续续的开。日本人一来，全村鸡飞狗跳，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书房也就关了；日本人一走，书房里的钟声才响起来。
据二伯伯记忆，当时的教书先生有四位：第一位姓董，村里人称董先生；第二位名叫三献（取其音），本村人氏，很可能也是姓弓；第三位是其叔父，为父之二舅；第四位是我祖父。
一九四七年左右，二伯伯出任本村儿童团团长。同时兼任南七村（峪子村、太河村、黄岭村、坡头村、路村、下社村、田庄村）儿童团团长。儿童团职责，主要是查路条。因二伯伯识文断字，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同时又有“开路条”之责。所谓开路条，实际上就是写路条的意思。开在此为方言。
过去路条如何开？二伯伯记忆是这样的：
兹有我村村民某某某，前往某某地方探亲，希军警政放行为荷。
落款处是：某某村，并加盖公章，以示政权。
一九五零年，二伯伯考入太原钢铁厂子弟学校五中。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同乡弓全有（取其音）介绍下，经考试来到山西针织厂参加工作，时年十七岁。除完成厂里整理车间的收发工作外，业余时间也写一些新闻稿件，发在《太原日报》的前身——《建设报》上，署名为：弓中正。
之后，二伯伯与坡头村一名女子成亲。二伯母姓连名润莲，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八月初七，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下世，享年三十六岁。打发“二大大”（大大为方言，意为伯父之女人。通俗的称呼为：大妈）时，我多少还有一些印象。
“二大大”一生生育三女二男，均已成家立业：长女弓云惠，生于一九五七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我称大姐，随夫嫁在忻州。姐夫名叫宋文喜，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九月二十九，原任忻州市生产资料公司副经理，现经营着一个工厂，生活无忧，已是小康。生一子一女，女取名叫宋丽霞，生于一九七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现在太原工作。子取名叫宋利明，生于一九七九年农历十二月十八，现在北京市工作，专业为律师，爱好为书法。
次女弓成香，生于一九六零年农历四月初三，我称二姐，随夫嫁在太原市许西，据说日子过得也是可以。生一子一女，子取名叫张卫星，女取名叫张卫萍。
三女弓成桃，生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八月初十，现定居太原，其夫在部队工作，名字后面还是带长的一位首长，生活自然可以。生一子，取名叫付聪。
长子弓元凯，生于一九六六年农历三月十一，现在山西针织厂任职，性格开朗，学识广泛，且喜文，对各个领域都有研究。基于此，与我来往也多，娶妻雷建萍，生一女，取名叫弓舒羽。
次子弓元春，生于一九六八年农历正月十一，现居太原，娶妻芦香风，生一女，取名叫弓月。有一年，我在他家还借宿过一晚。
随后近三十年，二伯伯一人生活。近几年才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续弦薛爱叶女士，她老人家系河曲县人氏，生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初四，属狗，为人通情达理，对二伯伯关怀备至，可算一喜。
不知何种原因，二伯伯在*期间返乡务农。在此有一小故事，很耐人寻味，也意味深长：某年冬，天寒地冷，村里组织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取山填沟，平田整地，二伯伯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一天，从山崖裂缝处挖出一条冬眠的蛇，人们见状，大呼其异。这时，只见二伯伯从人群中钻出来，一只手捉住蛇头，另一只手捉住蛇尾，张口就朝蛇腹咬去……
这是几年前，我住在二伯伯家里时，他老人家亲口跟我讲的。我想，这应该是真的。
二零零二年冬，二伯伯长女——我叫大姐的闺女结婚时，我曾邀请他老人家来寒舍小坐。当时我正编写散文集《晚上的花朵》，以前听父亲说过：你二伯伯的毛笔字可称一绝啊！能请他老人家为我题写书名，岂不美哉？我刚出口，想不到二伯伯满口答应，当时便展纸落笔，五个大字跃昂纸上……尤其是此书大样出来后，效果甚好。许多知名大书法家看后，大为惊叹其功力非凡，我心里自然也是异常自豪。
有关二伯伯的文采，我以为有一事可记：那是二老舅舅的儿子，也是我叫双稳叔叔（生于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属猴）娶亲时的一段往事，双稳叔叔又名子伟，双稳婶子名叫喜芳（生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初二，属鸡。生二子：长子元润，生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八月初四，属兔。次子元君，生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十月初三，属鼠），二伯伯为此亲自撰写一副喜联：
子伟逢佳期，
迎来喜芳女。
据说二伯伯还精通易理与气功，只可惜我没有亲身体会。在此，惟有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在老家，很少有人称自己那口子为：爱人。
过去好像是一个字：哦。二个字为：婆姨（或老汉）。也有个别男人，称自己女人为老婆的。要不就是：他（或她）。相对文明的称呼是：娃他（或她）妈（或爹）。更有言短的人，将其省略为：他（或她）妈（或爹）。这里的他（或她），指的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有人说了，要是他们没有孩子，哪该如何称呼呀？这可问住我了。
读书人讲究文雅。但是，再文雅的先生，也是不会称自己女人为爱人的。据我所知，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男人称女人为内人，或贱内，或拙荆。女人称男人为甚？我就不知道了。戏文里可以称相公，或丈夫。现实生活里只有丈夫可称，称相公可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留此待考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红旗插遍全中国。同时，妇女地位与日骤增。夫妻均可直呼其名，以视平等。称呼中加姓，有郑重其事的意思在内；只叫名字免去姓，又有亲近与亲切的味道。当然，也少不了几位粗人，一声“谁见俺那口子来？”，这是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谁见俺那枪崩货来？”或者是，“谁见俺那挨刀货来？”这些近似于诅咒的言语，其中大部分是关心与疼爱。
本篇取名为《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却东拉西扯来本属于《村民礼义之：称呼》里的内容，这样的行文，我想天底下只有我是这样的。以上为引，以下入题。
爱人姓邢，名叫芳兰，长我一岁，属牛，生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农历是那年的八月十一，本村人氏。虽说与爱人同居一村，可她家在村东，我家祖居村西。相距约三百米，并不是来往少的因素，受封建思想影响才是根本原因。自以为未婚男女没话找话，或有意无意借个东西，总要往别处想，总要往歪处想。当然，也与那个年代有关。
有人戏称我俩是青梅竹马，我是不能否认的，但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青梅竹马的具体内容，照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男一女从小在一块玩耍，之后长大成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互生爱慕之心。
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我对爱人的印象，其实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之前，对爱人好像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学一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她上小学四年级。我在本村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她是副大队长。这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一九七八年春，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席，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我对爱人的第二个印象：
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只是从家里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二次家。回家干甚？取吃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是爱人帮我捎来的。见面后也忘了说句什么，很可能是没说谢谢二字。我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就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我懂事时起，因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她老人家名叫邢梅兰，随夫嫁在本乡西沟村，后在公路旁边兴建起一座汽修厂）几次编草垫（过去村里学大寨，种过小麦。编草垫的原料就是麦秸）。就为这事，母亲跟外母结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
因为这层“朋友”关系，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的来往，无非也就是送一些吃的。比如过端午节，双方都要交换一些粽子；过八月十五，除过交换一些月饼，也有一些稀罕瓜果。穷人家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可是怕也不能阻挡时节的到来，大有越怕越来、怕甚来甚的感慨。母亲属于乐天派，天大的困难面前，自然有她老人家应付的办法：对付过时过节的迎来送往，母亲的办法就是“转送”，也就是“交换”。说白了就是等亲戚朋友送来“东西”时，再把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然后再转送到另外一家。
在此又有一说。那时的亲戚朋友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要好些。其中原因是，外父是我村附近十几个村有名的好木匠，尤其是居家盖房做架，外父的手艺可称一绝。除过完成队里的定额劳动之外，闲余时间也能出去走几天东家，手里也就有了一些活钱，生活水平自然要比村里一般人家要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下次一定要送在外母之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总是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让你感到“贫穷”二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又没有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中，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了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起内在的联系，可形成文字的，又似乎是我对爱人的一种爱慕与敬佩。爱慕与敬佩的背后，我似乎又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直至拿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才慢慢从我内心消失。之后，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二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与爱人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于新婚的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就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二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一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