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蒲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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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蒲草的记忆-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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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传。二十三世存福,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云福,无传。二十三世亮福,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云亮,无传。二十三世亮元,边氏生一子:永康。二十三世明元,赵胡二氏生二子:长子永平,次子润平。二十三世林元,氏子不知。二十三世亮文,白氏生一子为:福平。二十三世五林,无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伯父
二伯父

  
  小时候,每逢正月,最喜欢随父走亲戚。所谓随父,即以父为主,我仅仅跟随而已。所谓走亲戚,也就是父亲称之为大舅或二舅或姨姨这么三四家。当然,以我来称呼,即在父亲的称呼前加一个“老”字,以示辈份有别。与父同辈,或晚辈,则不加老字称谓,而是以伯叔婶哥姐相称。

  由此引出一个小村:田庄村弓家沟,也就是祖母的娘家。此村位于我村正南、五峰山南面山脚,属庄磨镇管辖,直线距离约五公里之多,走平路绕牧庄村、平社村约十公里之多。从血缘角度理解亲情二字,应该是没有距离远近之谈的。对于小孩来说,亲情与距离更是没有联系。兴趣所致,原因可能还是玩耍的天性,其中也有好奇在内。

  过去小孩接触社会的唯一机会,只有一年一次的走亲戚啊!

  祖母之父,为父之姥爷,弓姓名恒昌,字久亭,生于一八七五年,即光绪元年,于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二十三辞世。关于他老人家,我是没有可能见面的,但我能想象出他老人家的慈祥与厚道。祖母大哥,为父之大舅,弓姓单名一个琦字,小名叫弓安福,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与祖父同年同月同日生,可称一奇。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几次,一人住一孔窑洞,面慈心善,相貌及性格与祖父无异。祖母之姐,弓姓名梅棠,生于一九零七年,属羊,印象中,我随父亦见过她老人家。祖母二哥,为父之二舅,弓姓单名一个瑜字,小名弓安金,生于一九一零年,属狗。以上长辈,因为祖母关系,我只有敬重他们,所叙文字简单,一是因为辈份与年龄之悬殊,我不可能熟悉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平;二是出于敬畏心理,夸大之词,或评论之言,唯恐与史不符,也与我行文之道相悖。基于以上二个原因,我只好依祖母之侄,也就是我称二伯父之言所记,不敬或不妥之处,请长辈谅解、晚辈理解为盼。

  在此,我以为有记叙二伯父之必要。其理由亦为二点:一是自以为近几年与他老人家来往甚多,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了解他老人家的;二是二伯父的人生经历;我以为富于传奇色彩,有记叙之必要。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私心,想以此为本书增光添彩。

  祖母之侄,乃祖母大哥之次子,弓姓名中正,也写忠正,又名士杰,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因其与父同辈,且长父六岁,我自然称之为伯父,为区别他人,又习惯称之为二伯父。口语为:二伯伯。

  小时候,我对二伯伯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年龄,也因为辈份,主要还是因为自卑。自卑在此有贫寒的意思,也有笨拙的意思。贫寒容易理解,在那个年代,所谓贫寒与富裕的根本,其实就是有无粮食之别;笨拙之义,源于自身。相对而言,二伯伯给人的印象,却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据父所言,二伯伯从小在村里就有“二先生”之别称。村里人称有文化的人,一律尊称为:先生。有此一说,更加凸现出自己的笨拙之象。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七日,天空中略有微尘飘浮。这种天气,与我心情一般。为生计,更为村言(指本书)一书,我专程来到太原拜访他老人家。见面后的所有话题,自然因祖母谈起,之后又因祖母牵连起祖母之父、祖母之兄、祖母之姐,其中也有祖父。

  最后,我将话题引在他老人家身上。

  二伯伯童年时期,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日本入侵中国,国难当头,人民遭殃。在其身上,反映尤其突出:记忆中就是逃难。七岁进本村书房念书识字,所学课程,除过传统的《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明贤集》之外,也有一些新课程,比如《国文》。因为战争时期,书房也是断断续续的开。日本人一来,全村鸡飞狗跳,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书房也就关了;日本人一走,书房里的钟声才响起来。

  据二伯伯记忆,当时的教书先生有四位:第一位姓董,村里人称董先生;第二位名叫三献(取其音),本村人氏,很可能也是姓弓;第三位是其叔父,为父之二舅;第四位是我祖父。

  一九四七年左右,二伯伯出任本村儿童团团长。同时兼任南七村(峪子村、太河村、黄岭村、坡头村、路村、下社村、田庄村)儿童团团长。儿童团职责,主要是查路条。因二伯伯识文断字,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同时又有“开路条”之责。所谓开路条,实际上就是写路条的意思。开在此为方言。

  过去路条如何开?二伯伯记忆是这样的:

  兹有我村村民某某某,前往某某地方探亲,希军警政放行为荷。

  落款处是:某某村,并加盖公章,以示政权。

  一九五零年,二伯伯考入太原钢铁厂子弟学校五中。

  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同乡弓全有(取其音)介绍下,经考试来到山西针织厂参加工作,时年十七岁。除完成厂里整理车间的收发工作外,业余时间也写一些新闻稿件,发在《太原日报》的前身——《建设报》上,署名为:弓中正。

  之后,二伯伯与坡头村一名女子成亲。二伯母姓连名润莲,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八月初七,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下世,享年三十六岁。打发“二大大”(大大为方言,意为伯父之女人。通俗的称呼为:大妈)时,我多少还有一些印象。

  “二大大”一生生育三女二男,均已成家立业:长女弓云惠,生于一九五七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我称大姐,随夫嫁在忻州。姐夫名叫宋文喜,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九月二十九,原任忻州市生产资料公司副经理,现经营着一个工厂,生活无忧,已是小康。生一子一女,女取名叫宋丽霞,生于一九七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现在太原工作。子取名叫宋利明,生于一九七九年农历十二月十八,现在北京市工作,专业为律师,爱好为书法。

  次女弓成香,生于一九六零年农历四月初三,我称二姐,随夫嫁在太原市许西,据说日子过得也是可以。生一子一女,子取名叫张卫星,女取名叫张卫萍。

  三女弓成桃,生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八月初十,现定居太原,其夫在部队工作,名字后面还是带长的一位首长,生活自然可以。生一子,取名叫付聪。

  长子弓元凯,生于一九六六年农历三月十一,现在山西针织厂任职,性格开朗,学识广泛,且喜文,对各个领域都有研究。基于此,与我来往也多,娶妻雷建萍,生一女,取名叫弓舒羽。

  次子弓元春,生于一九六八年农历正月十一,现居太原,娶妻芦香风,生一女,取名叫弓月。有一年,我在他家还借宿过一晚。

  随后近三十年,二伯伯一人生活。近几年才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续弦薛爱叶女士,她老人家系河曲县人氏,生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初四,属狗,为人通情达理,对二伯伯关怀备至,可算一喜。

  不知何种原因,二伯伯在*期间返乡务农。在此有一小故事,很耐人寻味,也意味深长:某年冬,天寒地冷,村里组织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取山填沟,平田整地,二伯伯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一天,从山崖裂缝处挖出一条冬眠的蛇,人们见状,大呼其异。这时,只见二伯伯从人群中钻出来,一只手捉住蛇头,另一只手捉住蛇尾,张口就朝蛇腹咬去……

  这是几年前,我住在二伯伯家里时,他老人家亲口跟我讲的。我想,这应该是真的。

  二零零二年冬,二伯伯长女——我叫大姐的闺女结婚时,我曾邀请他老人家来寒舍小坐。当时我正编写散文集《晚上的花朵》,以前听父亲说过:你二伯伯的毛笔字可称一绝啊!能请他老人家为我题写书名,岂不美哉?我刚出口,想不到二伯伯满口答应,当时便展纸落笔,五个大字跃昂纸上……尤其是此书大样出来后,效果甚好。许多知名大书法家看后,大为惊叹其功力非凡,我心里自然也是异常自豪。

  有关二伯伯的文采,我以为有一事可记:那是二老舅舅的儿子,也是我叫双稳叔叔(生于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属猴)娶亲时的一段往事,双稳叔叔又名子伟,双稳婶子名叫喜芳(生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初二,属鸡。生二子:长子元润,生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八月初四,属兔。次子元君,生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十月初三,属鼠),二伯伯为此亲自撰写一副喜联:

  子伟逢佳期,

  迎来喜芳女。

  据说二伯伯还精通易理与气功,只可惜我没有亲身体会。在此,惟有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在老家,很少有人称自己那口子为:爱人。

  过去好像是一个字:哦。二个字为:婆姨(或老汉)。也有个别男人,称自己女人为老婆的。要不就是:他(或她)。相对文明的称呼是:娃他(或她)妈(或爹)。更有言短的人,将其省略为:他(或她)妈(或爹)。这里的他(或她),指的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有人说了,要是他们没有孩子,哪该如何称呼呀?这可问住我了。

  读书人讲究文雅。但是,再文雅的先生,也是不会称自己女人为爱人的。据我所知,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男人称女人为内人,或贱内,或拙荆。女人称男人为甚?我就不知道了。戏文里可以称相公,或丈夫。现实生活里只有丈夫可称,称相公可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留此待考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红旗插遍全中国。同时,妇女地位与日骤增。夫妻均可直呼其名,以视平等。称呼中加姓,有郑重其事的意思在内;只叫名字免去姓,又有亲近与亲切的味道。当然,也少不了几位粗人,一声“谁见俺那口子来?”,这是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谁见俺那枪崩货来?”或者是,“谁见俺那挨刀货来?”这些近似于诅咒的言语,其中大部分是关心与疼爱。

  本篇取名为《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却东拉西扯来本属于《村民礼义之:称呼》里的内容,这样的行文,我想天底下只有我是这样的。以上为引,以下入题。

  爱人姓邢,名叫芳兰,长我一岁,属牛,生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农历是那年的八月十一,本村人氏。虽说与爱人同居一村,可她家在村东,我家祖居村西。相距约三百米,并不是来往少的因素,受封建思想影响才是根本原因。自以为未婚男女没话找话,或有意无意借个东西,总要往别处想,总要往歪处想。当然,也与那个年代有关。

  有人戏称我俩是青梅竹马,我是不能否认的,但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青梅竹马的具体内容,照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男一女从小在一块玩耍,之后长大成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互生爱慕之心。

  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我对爱人的印象,其实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之前,对爱人好像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学一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她上小学四年级。我在本村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她是副大队长。这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一九七八年春,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席,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我对爱人的第二个印象:

  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只是从家里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二次家。回家干甚?取吃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是爱人帮我捎来的。见面后也忘了说句什么,很可能是没说谢谢二字。我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就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我懂事时起,因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她老人家名叫邢梅兰,随夫嫁在本乡西沟村,后在公路旁边兴建起一座汽修厂)几次编草垫(过去村里学大寨,种过小麦。编草垫的原料就是麦秸)。就为这事,母亲跟外母结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

  因为这层“朋友”关系,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的来往,无非也就是送一些吃的。比如过端午节,双方都要交换一些粽子;过八月十五,除过交换一些月饼,也有一些稀罕瓜果。穷人家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可是怕也不能阻挡时节的到来,大有越怕越来、怕甚来甚的感慨。母亲属于乐天派,天大的困难面前,自然有她老人家应付的办法:对付过时过节的迎来送往,母亲的办法就是“转送”,也就是“交换”。说白了就是等亲戚朋友送来“东西”时,再把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然后再转送到另外一家。

  在此又有一说。那时的亲戚朋友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要好些。其中原因是,外父是我村附近十几个村有名的好木匠,尤其是居家盖房做架,外父的手艺可称一绝。除过完成队里的定额劳动之外,闲余时间也能出去走几天东家,手里也就有了一些活钱,生活水平自然要比村里一般人家要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下次一定要送在外母之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总是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让你感到“贫穷”二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又没有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中,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了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起内在的联系,可形成文字的,又似乎是我对爱人的一种爱慕与敬佩。爱慕与敬佩的背后,我似乎又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直至拿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才慢慢从我内心消失。之后,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二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与爱人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于新婚的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就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二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一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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