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象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象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缸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so）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宇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象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象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尽是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特别。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宇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化于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化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
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健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狠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过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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