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家的绝世情缘:醉里挑灯看剑- 第1部分

三个亡国之君的诗词别议
题曰“读史品诗”，首先因为这文字其实是自2005年孟秋而至2008年仲夏近三年时间内，本人应中国黄河电视台之邀，为其对北美地区直播的“天天诗词”栏目做了近500期的嘉宾，而我讲读诗词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以史为鉴。今日写来，也只是要对这一段“嘉宾”工作略作总结而已。而具体说到所谓的三个写诗的亡国之君，则也因为这三个人实在是太值得历代的文人和政治家们玩味一番了。这三个人，就是以一曲《玉树*花》而出了大名的陈后主陈叔宝，以诗词艺术而在阵容强大的古代诗人中可以占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南唐后主李煜以及在诗书画诸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著名昏君宋徽宗赵佶。
　　先说那个陈叔宝，此人原本聪明得很，从小生在宫中，受过良好教育，诗写的是相当不错的。就说那首每每为后人诟病的《玉树*花》，虽为声色之作，却是流畅清丽，描写颇为传神。他现存的近100首诗词，就艺术而言，也大都是有些价值的。然而，错就错在作为文人的他不该同时又是个皇帝。他的周围，尽是文人骚客，还培养了几个姿色可人的“文学女青年”，美其名曰“女学士”。就是这些人，每日与他饮酒赋诗，填词作赋，只是不谈国家大事。不仅如此，他还宠爱以张丽华为代表的一干淫妃艳妾，甚至与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也要“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如是而已，最终闹了出“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亡国悲剧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南唐后主李煜，此人在位十五年，本是有时间，有条件精修武备，强兵富国，做一点大事的。因为他所统治的江浙一带原本富庶之所，鱼米之乡，且又较他的对手北方的宋朝而言战事要少得多。百姓士卒并无疲战之苦。然而，十五年间，李煜丝毫没有想起过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与陈后主一样，他所热衷的同样是令人沉醉的音乐与诗歌，当然也少不了与此相配套的歌舞女色。正因如此，当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军兵临金陵城下时，他连想都没想抵抗的事便出城投降了。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才想起了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政治家色彩，笔下诗词也终于由那些淫词艳曲而转向深沉的忏悔与自责。
　　至于那个因其昏庸*而直接导致整个中国历史逆向行驶的千古罪人宋徽宗赵佶，可以说他的才华怕是要在陈叔宝与李煜两位“艺术家”之上，而他的荒淫与*，他的治国无方就更在那二人之上。必须指出，宋徽宗执政的年代，原本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最具备飞跃发展的一个历史关头。当时的北宋，历经神宗、哲宗二朝虽有反复但终有起色的改革，可以说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成长起来，大江南北，市易繁荣，作坊工场，规模宏起，而以沈括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人才的涌现，又使得大宋朝在冶金、制造、火药、印刷、天文、地质等各项科技领域高居世界前列。然而，锦绣江山，绝好条件，在宋徽宗眼里不过是声色淫乐的资本而已。生辰纲、花石纲，横征暴敛无度；蔡贵妃、李师师，淫词艳曲不绝。作为皇帝，他全然不知北方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所反为何；作为国君，他更从不了解西北的契丹、东北的女真究竟在想什么。直到有一天，当他断送了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当他摧毁了当时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园地；当他和他的儿子为金兵所俘，押往北国冰城时，他才幡然彻悟，写下了那首算得上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绝笔词——《北行见杏花》，以此来“凭寄离恨重重”。
　　想当初，隋文帝在灭掉了陈叔宝的小朝廷后曾经感叹：“陈叔宝有那么多工夫作诗，怎么就没有时间想想国家大事呢？”而魏征在谈到陈后主时更是一针见血：“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这个评价，起码用在陈后主及他之后的李煜和赵佶身上同样是恰如其分的。
　　问题是，当了皇帝，做了政治家就不能写诗，写好诗了吗？倒也未必，别人不说，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例，不仅政治军事样样成功，那诗歌也无愧“建安风骨”的筋骨与栋梁。正所谓横戈马上定天下，铁笔赋诗写春秋。只不过，曹操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若论治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李煜等人之上，但倘说作诗，即以文韬武略的唐太宗甚或女皇帝武则天这样的天下奇才而言，他（她）们的那些诗歌，说到了也只是因人而传，绝非因诗而贵，不信，你找出一首能有“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千古传唱的诗句来看看。
　　看起来，当皇帝与做诗人实在是两个关系不大的专业，做好一个就不容易了，对于想做诗人的皇帝来说，还是牺牲掉那一点小我为好；至于那些想做皇帝的诗人，则尽可以在诗的境界中任意驰骋，只要不说白了，大约是不会伤害到什么人的。
　　

月光赋（1）
月到中秋分外明，从古至今，这月亮赋予了我们这个民族无比瑰丽的想象，也赋予了我们无数绮丽的华章。据统计，在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唐诗和宋词中，凡写到月光、月亮的作品竟达三成之强。月为传情之物，月乃寄情之所，在通信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亲人之间，情人之间，关山阻隔，信息不畅，正如杜甫所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既然万金难得，那么，以月为媒，以月为信，以普照四方，亘古不变的月亮作为人们自由的也是值得信赖的情感媒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因为如此，从《诗经》起，至唐宋为高峰，我们的文学先祖们以月亮为题材，留下了数不尽的名篇。大约每一个中学生都会记得李白那脍炙人口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还有那极富想象力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以及如梦如幻的《峨眉山月歌》，雄浑壮阔的《关山月》，当然还有充满了思辨哲学的《把酒问月》。同样，以写月亮、月光而流传千古的也不乏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以及李商隐的《霜月》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离开了月亮这个既任人打扮又极其个性化的载体，那便一切无从谈起。月亮真可谓既有功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学史，也有利于我们的先祖们错综复杂的情感史了。
　　然而，要说以写月亮、月光而大放异彩的历代诗词，则莫过于在月亮诗中又绝对可以自成一系的“中秋诗词”。在这其中，首屈一指的自然当属东坡先生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确乎好词！不仅是东坡先生自己的代表作，也无愧几万首宋词的压卷之作了吧？按照所谓学院派的说法，这首词体现了作者对永恒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之间的综合理解与认识，同时也是作者厌恶宦海沉浮、感慨无常世事的自我排遣。言之有理，但笔者又不敢一概苟同。殊不知，东坡先生在密州那稍显破败的府衙里长夜难眠，吟词秉笔的时候可是实在没有什么探讨哲学的心情的。当是时也，虽然同朝为官，却已经五年不见的子瞻（苏轼）、子由（苏辙）两兄弟又刚刚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本来苏轼之由“天堂”杭州而请调穷困的密州，目的主要就是想与时在济南做官的子由见面方便，可是，在政治上与苏氏兄弟并不相容的朝廷大员们显然是不愿意给他们兄弟太多这样的机会，就在苏轼到达前不久，苏辙却奉调离开了济南。这对于东坡来说乃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透过这兄弟亲情的阻隔，他已经感觉到了朝廷里面政治气氛对他仍然是不利的。王安石虽然再次辞相离开了朝廷，但是改革派的大后台神宗皇帝依然不改初衷，而东坡在政治上的同盟军主帅司马光也还没有回到朝廷，这一切都说明了今后一个时期他所面临的将是又一段严酷的政治生涯。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们兄弟相见不再是一个“问题”了，那么，他个人的政治春天也就来到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坡的这首千古绝唱，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自我感情的抒发，真情而已，绝无做作。无怪乎《苕溪渔隐丛话》要作这样的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话说得绝了一点，却不无道理。

月光赋（2）
东坡好写月，尤其好写中秋之月，《水调歌头》之外，其实还有多首；不妨且看一二。先看一首《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剧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
　　相对于《水调歌头》，这首词应该说就更具有客观性，既心平气和，又意存高远，展示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同样真实而又稍显浪漫的才子风范。而依然是我们这位可爱的诗人，当他于熙宁六年在杭州同判任上即兴观钱塘潮时所作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就又体现出了诗人挥洒自如、诙谐幽默的一面。面对钱塘大潮，东坡寄语上苍，休得关闭那沉重的九重天门，而目睹滔天巨浪，他又试图借得吴王夫差三千强弩，从此镇得大潮休狂，民生无扰。一个地方官，能有如此见识，在那当时，也就苏学士了。
　　同是中秋赏月，唐代刘禹锡就又是一番天地，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他在苏州刺史任上的一首《八月十五夜玩月》：
　　天将今夜月，一洗遍寰瀛。
　　暑退九霄尽，秋澄万景清。
　　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
　　能变人世间，翛然是玉京。
　　这首诗，题中明言中秋赏月，然从始至终，不见中秋二字。而是紧紧抓住秋景与月夜，借星辰、风露而衬托中秋之月的光辉。应该说，刘梦得写这样的诗，与他这个人是极其符合的。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与群小相斗，从不畏惧，真可谓任人诽谤无所惧，我自高歌君子行。在同时代的友人与敌人相继故去之后仍能屹立政坛虽是此后多年的事情，但你不能不说，刘禹锡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与众不同。
　　几乎与刘禹锡同时代，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湓亭望月》就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忧国忧民，忠臣，衷肠，忠言，白乐天在这里一点也不乐天，大唐的山河破碎，宦官专政，军阀割据，使我们的诗人无论如何也乐不起来。中秋望月，这应当是在华丽无比的曲江之畔，而今却不得不来到不见经传的湓亭水边，对于大唐的臣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一般人，包括那些高高在上却不谋政事的人们，大约是无动于衷的，而对于白居易，如果也是那样，就不成其为白居易了。
　　不过，若说白居易便是借月亮而忧国忧民的典范，那还真有人不让，起码是绝不逊色于乐天的，因为这个人不仅是以他的笔墨、他的诗词在呼唤着人民，鼓舞着战士，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最优秀的战士。这个人就是南宋最杰出的词人辛弃疾。这里，我们只引其一首《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读稼轩词，总能给人以感动、冲动，总能给人以希望、力量。是仇，是恨，是忧，是爱，绝不骑墙。我以稼轩词为本文做结，用意其实也在于此。
　　同样的中秋同样的月，但在不同人的笔下，它们便瑰丽多姿；而同样的诗人同样的月，时移事易，这月亮的光芒便有了喜怒哀乐。老实说，我从小长在农村，时至今日也总觉得似乎这城里的月亮没有农村的圆。虽然我知道，自己肯定是错的。
　　

屈原的沉重背负
在中国，谈论古诗，绕不过屈原；而在世界，若论中国古代诗人影响之深、之大，可能也莫过于屈原。
　　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对国家，对人民至死不渝的忠贞热爱，屈原的高尚，在于他对真理，对科学勇于献身的不懈追求。
　　公元二十世纪末叶，曾有很难说得上是诗的两句话，流传一时：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以为，无论如何，这两句话用在屈原与他那个时代是最合适不过的。
　　屈原生于乱世，但因其贵族家庭的背景，也因为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品，很早就为国君楚怀王所看重，官位曾做到“左徒”一职，这是仅仅次于相当于宰相的令尹的重要职位了。作为近臣，他不仅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和外交等工作，而且几乎参与所有的重大决策。面对当时错综纷争的形势，屈原审时度势，为怀王制定了联合山东六国而西抗强秦这一首先是自保，而后图争霸的战略方针。这本来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基本国策，但因为屈原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又提出了革修内政，廉洁政风，以求强兵富民的策略，这就侵犯了以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荒淫无度的楚王宠妃南后郑袖这些人为首的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屈原的存在，也直接威胁着他们与秦国使者张仪的肮脏交易，于是，他（她）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组成了统一战线，以种种卑鄙的手段疏远、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直到把屈原放逐远乡，直到将怀王诱骗至秦国，做了俘虏，并囚死在他乡。
　　应该说，屈原的一生整个就是一幕完整的悲剧。怀王的失败，一直被屈原认为是自己的失败。而怀王之后那个更加糊涂、更加无能也更加*的顷襄王，更是被一群小人包围着，直至秦将白起的大军将都城打破，他也不敢将那个唯一有可能拯国家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的屈原正视一眼。而这时的屈原呢？太史公有记载曰：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故。”又说：洗了头要把帽子弹弹，洗了澡要把衫子抖抖。哪能够以干净的身子，沾染外界的污垢？我宁肯跳进江心，葬身鱼腹，也不能在我洁白的身体上蒙受世尘的垃圾。
　　事实上，屈原确实遂行了这一预言式的论说，他已实在承受不了国破家亡的沉重背负，而去纯洁的江水中寻找理想的王国去了。
　　屈原死了，永远地离世人而去；然而，屈原永存，永远地活在祖国与人民心中。每年的端午节，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在江河里划龙船，抛粽子，就是为了让江河里的蛟龙恶鱼们不要去噬食屈原的尸体。而且这一风俗不仅流传于我国大江南北，更广泛存在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一带。
　　人民之所以纪念屈原，是因为屈原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不仅在他的仕宦生涯中是这样，在他的诗歌作品中更深深地体现着这一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忧以自镇。（《抽思》）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