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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时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还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
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做早操了！”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百人之中，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我曾经厌烦这一切，可是后来又发现令你烦躁的，其实可以帮助你防止抑郁。
今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聚会。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不同情她，嫉妒还来不及呢。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
煽情的艺术
刘瑜
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住在美国，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大约三年前，他想拍一部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工厂。通过朋友，他认识了我，后来一直保持若有若无的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去看，还叮嘱我，“honestly”告诉他我的感受。
于是去看了，失望。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太煽情。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在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一直给观众一种压迫感。就让我想起以前在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可能我本来想给的，经那么一抱一缠，陡然失去了同情心。
为了服务主题，Micha甚至不惜制造情节。比如，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他安排小丽“作写日记状”，“日记”里的内容，以画外音出现，字字血，声声泪，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假，我看得难为情。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一点，几万网民签名让某电视主持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那盈盈泪光的双眼，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却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煽情了，反煽情才是时代潮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有两个套路。一个是
无厘头，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夭夭，像胡戈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其实“反煽情”这东西，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被感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感情都给解构了，嘿嘿，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作“一点正经没有”状，也挺累的。咱不能因为被感动这件事情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吧，土点儿，也是家庭一员呀。
不过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的。所以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没有跟Micha “honestly”交代我的感受，支支吾吾说： I like it…。 I have got to go。 See you。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桦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桦，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
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暂缺
他人的生活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D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时，还有点失望。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时，我又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剧下半场打了个急转弯，整个故事立体了起来。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将军Sergei和他的年轻妻子Marousia，以及Maronsia的众亲友，到湖边度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l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特务，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 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最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N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这段对话采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谓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大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是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也就是说，Mitya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Sergei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曾是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家人追忆“解放前”的美好对光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当初你们为什么不为之战斗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像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因此，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政治运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牺牲品。Burnt by the Sun却告诉我们：如果你曾在“前17年”颐指气使，那么你在“文革”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口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土改中暴力剥夺他人财产，那么像在公社化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口粮被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委员那职务，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所谓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份杂志。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这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爆炸”，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近的和平协议，它们又打起来了。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经济典范，那里通货膨胀率又达到1000％了。这边刚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