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亮、李九杲为从二品副将之职；周天宇、黄德贵为正三品参将之职；林喜、萧山、冯德麟、刘三林、郑偃武和王英楷（此前，在王英楷的要求下，海城商团已经全部并入远征军。由于留守龙口街的义勇军在第三营的基础上，又新扩编了第五营，因此王英楷所部暂时编为义勇军第六营）等六人为从三品游击；张立三、张作霖、孙宝义、丁方、王承斌等五人为正四品都司……自冯华以下二十五人俱受盛京将军节制……
听完庆亲王宣读拟好的诏书，众人都没有异议，只有徐用仪又来多事：“金州目下还由倭寇占据，臣以为连顺可改任锦州副都统。”
这徐用仪是想起太后“小心驶得万年船”的话，觉得连顺这个人虽然脾气又直又倔，前一段儿又阴差阳错的与冯华搅在了一起，但到底是蒙古镶黄旗人，而且他对大清绝对忠心可靠，由他在锦州就近监视冯华更为方便。光绪皇帝倒也觉得连顺改任锦州的话有道理，这连顺既官复原职，金州还被倭寇占据着，何必再给个虚无缥缈的空职位呢？也就同意了。
光绪亲政后，由于慈禧不愿意放权，以皇上亲政伊始，诸事生疏为理由，规定凡是经过皇上朱批的奏章和军机草拟的谕旨，事后都要送到储秀宫，由太后复阅以资慎重。因此虽然军机处已经定下了封赏刘坤一、长顺和冯华等人的谕旨，这道奏章还是照例被送到了储秀宫。不过因为皇上事先已经请示过她，慈禧只批了个“知道了”，就算是恩准了。
由迁升冯华引起的一场风波，终于就这样暂时风平浪静了，可对于中日战争“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却在军机处中引起了一场更大的争论。而已经偏离原有轨道的历史车轮，由于鞍山、牛庄、营口和田庄台得以保全、长顺调任盛京将军（历史上，本来是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调任盛京将军）和吴大澂等人没被革职反而得到封赏，而朝着偏离的方向继续地向前滚动着。
义勇军在“辽河平原战役”中的三战三捷，不但遏制住了中日开战以来清军连战连败的颓势，使低迷的大清国势为之一振，而且亦为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赢得了有利的条件。上至帝王贵胄、封建士大夫，下至工商学子、贩夫走卒，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冯华和他的义勇军所取得的出色战绩交口称颂，一时间朝野之间主战的言论又空前高涨起来。
其实，早在1895年2月13日，原先的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逐回国后，清政府就重新下达了以李鸿章为头等全权议和大臣的任命，并同时下令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赏还了顶戴花翎和黄马褂。
这一段儿时间，主战派与主和派本来就围绕着割地和赔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现在由于“辽东大捷”的出现更是让两派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了。
3月10日，军机值庐的所在地隆宗门五间房。
激烈的争论已经是第三天了，对于“是战是和”几位军机大臣还是没有辩出个所以然来。
“诚然此次辽东大捷给了倭寇以极大的重创，可我军的损失也极大，只能说是一场惨胜。先不说魏光焘、李光久和依克唐阿所部在此次战役中的惨重损失，就是我们倚为长城的冯华所部，三战之后伤亡率也高达两成多。虽然朝廷在辽东的兵力仍占上风，可除了冯华的远征军，其他各部的战斗力又能有多强，这可不是仅凭几场胜仗就能改变的。况且辽东并不是日军的进攻重点，他们的主力完全集中在了山东。我军在山东战败后，直隶平原已无险可守，京畿也暴露在日寇的刀锋之下。如果战事再起，谁能保证我国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谁能保证如此有利的和谈局面能够再次出现？”针对刚才翁同龢、李鸿藻的主战言论，徐用仪再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听了徐用仪的话，翁同龢心中也明白他说的不无道理：自中日开战以来自己一力主战，可对日作战的连续失败，也让他对继续再打下去心里没底。如果不是这场迟来的胜利、不是刘坤一向他宣扬的“持久战”理论打动了自己，他本来也是主张“和战并行”，通过在战场上给日军的压力，为议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自己从刘坤一那儿听来的一些关于“麻雀战、袭扰战、举国动员将日本拖进战争泥潭……”的理论；明显无法让大多数人认同。虽然外面的舆论、相当多的官员和绝大部分的百姓都支持继续将战争打下去，可军机处里除了自己和李鸿藻、文廷式及尚未表态的恭亲王奕訢外，其余的人都坚决予以反对。这个恭亲王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自己和李鸿藻当初之所以保荐他复出，就是希望能增强主战派的势力，可他却每每在关键时刻让人失望，这一次希望他能同意自己的意见。想到这里，翁同龢不由得抬起头看向恭亲王奕訢。
这恭王爷是三朝的辅政王，颇为慈禧太后猜忌，宦途蹉跎三起三落。朝鲜时局紧张时方被皇上重新启用，入主军机处。
对日宣战之前，光绪曾经征求过奕訢对战与和的看法，当时君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光绪问道：“朕想知道恭王爷有何见解。”
奕訢说：“和就是向倭人妥协，大清的朝鲜宗主国地位将永远消失。当然，如果失去这些就能永保江山永固不受侵略也还值得，可是倭人早有窥视我国领土的野心，琉球、澎湖之争就可见一斑。如今，倭人只是以朝鲜之乱为借口挑起战火罢了。今天不打，他们早晚也会以朝鲜为跳板入侵我疆土，那时人家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我们打不打？”
光绪听得频频点头：“皇六叔说的对，既然与倭人这一仗早晚都要打，那就晚打不如早打！”
由此可见，奕訢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洞若观火，是支持皇上抵抗外辱的，不然光绪也不会请他出山。只是随着清军海上、陆上一败再败，把奕訢当初誓与倭人搏一搏的勇气完全消磨掉了。与其让人家摧枯拉朽般的打到北京亡国灭种，还不如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这就是他威海战役之后的想法。
看到翁同龢期望的眼神，奕訢知道翁大人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他的心很乱，他何尝不希望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向外国人表明我大清朝是敢于反抗、能够抵御侵略的。可是眼下，除了冯华的军队以外，他对大清所有的军队都失去了信心。孤掌难鸣，独木难支呀！与其把军事上的这点儿希望拼掉，不如好好地保护它，卧薪尝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有复兴的一天！
想到这里，他咳嗽了一声，所有的人都知道恭王爷要说话了，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皇上，老臣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以战促和为上计，毕竟局部的几场胜利并不能完全改变我大清整体的不利局面。冯华所部虽然能征惯战，但就那点儿人，总不成哪里守不住就把他调过来吧！至于翁大人说的把倭人拖进持久战的泥潭，理论上虽好但毕竟没有实战过，臣心中没有十分把握，还是要慎重。”奕訢当然不懂人民战争的理论，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不想冒险把辽河战役得到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断送掉。
恭亲王的一番话除了让翁同龢与李鸿藻特别失望外，亦在光绪皇帝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说句心里话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能赢得这场中日战争，他从小受翁同龢的教诲，立志要中兴大清，可是现时的情况却异常残酷。虽然亲政好几年了，可实权还是掌握在太后手里，自己每做一件事没有太后的同意几乎寸步难行。这次中日间的磨擦开始后，自己在翁师傅和李鸿藻等人的支持下一力主战，本想通过一场胜利使这种局面能得到一些改变，谁知结果却是一败再败。别说自己已经对战争的结果失去了希望，就连翁师傅也是除了积极奔走努力外，其余皆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冯华的出现，现在这些争论根本都不会有，大清还有什么资本可以再战？难道真的要采用刘坤一所奏的发动百姓（冯华是指动员人民的力量，而刘坤一理解的不过是像当年曾国藩那样利用士绅大办团练）让日寇陷入战争泥潭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听起来很新鲜也很诱人，可是连官兵都打不赢倭贼，靠老百姓能管用吗？
在心中微微的轻叹了一声，光绪皇帝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到李鸿藻和孙毓汶仍在互不相让的争论，他不由得有些烦躁：照这样争下去，怎么都不会有结果。其实恭亲王和徐用仪他们说的也挺有道理，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冯华的一支部队能打，是不会起到根本作用的。
无奈的向着众位军机大臣摆了摆手，光绪提高声音说道：“诸位爱卿先不要争了，我看此事再争下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切还是请太后定夺吧！”
军机会议散后，光绪与翁同龢一同来到了毓庆宫御书房。师徒二人把当前的形势又分析了一番，都觉得仅靠刘坤一提出的那些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不但很难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太后那里也绝对通不过（是啊！就连他们也不是真正被说服了，更何况其他人），不如还是执行以前提出的“和战并行”策略……
太后那里当然还是与徐用仪、李鸿章的观点一致：见好就收，不宜再战，再败而议和更难。因此当天就下达了谕旨：命李鸿章三日后启程议和。
3月11日夜（农历2月15日），银镜似的明月向大地撒下了一片晶莹的月光，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的府内迎来了一个稀客，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
双方分宾主落座后，李鸿章也未过多客气就直奔主题而来。只见他一拱手道：“翁大人，虽说你我向来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可我知道你素怀赤心报国之志，亦是想让大清在洋人面前抬起头来。这次议和，倭寇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割地赔款，我今次冒昧前来，亦是想听听翁大人的意见、想法。”
“李大人客气了，其实我对你也是十分的佩服。当今朝廷上下能有李大人如此见解者可谓凤毛麟角，我亦在很多方面不如多矣，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在‘战和’问题上大人如此的谨小慎微，岂不知倭人乃是贪得无厌之辈，越退缩就越得寸进尺？”看到李鸿章主动前来，翁同龢又忍不住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苦笑着摇了摇头，李鸿章答道：“翁大人，我何尝不知倭人的狼子野心？早在十年前我就说过，倭人将来必是我大清心腹之患，谁知这一天来的是这样快？唉！只是在和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不谈这个，还是说说这次议和的事吧？”
也无奈的笑了笑，翁同龢正色道：“即使是多赔偿一些银两，也万万不可割地，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舍弃台湾，失去民心！这一点还要请李大人多加‘留意’……”
第三十九章三岛闻惊雷
日军在攻下威海，覆灭了整个北洋舰队之后，他们当初制定的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战略部署。而满清政府不但丧失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儿资本，而且也让京津地区直接受到日军海、陆两方面的威胁。
面对着军事上的连续胜利，日本国内的狂热气氛愈加浓烈起来，可以说上自达官显要，下至百姓平民全都迷惘在扩大对华战争的狂热氛围中。那些大本营的将军们一面恫吓要组成“征清大总督府”，鼓吹抽调后备师团进入直隶作战，一面又掀起一片割地索款的叫嚣。有人主张除让清国割让辽东、台湾之外，还要割让东北领土；也有人提出高达十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要求；更有人叫嚣着占领山东和舟山，好战者的狂热和侵略者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辽河平原战役”日军的完败，给头脑发热的日本人迎头泼下了一盆冷水。日本不但未能在谈判桌上多赢得一些筹码，而且还将已经确立起来的对清国的全面优势丢失了不少。在即将开始的日清谈判中，以前的那种完全藐视对手、压倒对手的局面也将发生改变。
当辽河会战中日军的一连串惨败，尤其是第九混成旅团几乎全军覆没、陆军精英大岛义昌少将阵亡的消息传来时，立刻就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亚于八级地震般的冲击；陆军医院不断增加的伤病将士，也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进行的不太顺利，整个东京城、甚至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在东京的大街上，来往行人如丧考妣；许多店铺不知什么原因紧紧地关闭着，寺院中僧侣们忙着接待前来祭奠战殁者亡灵的人群。从日比谷到上野大街再到上野花园，到处都聚集着手拿报纸、神情沉重谈论战争的人们。尽管不时也有一群群挥舞旭日旗的右翼分子，高唱着《君之代》歌曲，呼喊着“打进北京城，杀尽支那猪猡！”的口号招摇过市，但过往的行人已不像先前那样情绪热烈。人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围观助威和鼓掌叫好的兴趣，他们议论更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亲人、丈夫、儿子和父亲的家庭会怎么样？忧心忡忡地互相询问为了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死多少人？在平民百姓中好战的情绪已经随着自身遭受的痛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人对战争前途充满了担忧，甚至是恐惧。
曾几何时，三个月前在东京举行的那个有着4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日本陆上、海上战胜清国盛大庆典的欢呼、狂热，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当时，许多日本人在竹竿上挑着用纸糊成的人头，人头后脑拖着用染成黑色的柠麻搓成的发辫，颈项还被涂上猩红的、血淋淋的颜色，借以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这种充满血腥味道的庆祝方式，居然引得成千上万围观者哄笑、赞美和喝彩；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在想着那八千多名已经命丧黄泉的大和孤魂、三岛野鬼何时才能魂归故土。
几个月以前，那些有亲人在中国作战的家庭，都感到无上荣耀，脸上颇带着顾盼与自得，连说话的嗓门都比一般人高出几分。现在则是忧心焚焚，早晚祈祷，希望神佛保佑他们的亲人早日平安归来。“几不所欲，勿施于人”，他们现在终于也感受到了自己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痛楚！
皇宫外墙上，三个月前围缀在明治天皇和皇后肖像四周的那些被称为帝国之花的黄菊花已经枯萎。用花朵组成的“武运长久”四个大字，显得蔫蔫巴巴的，早已没有了此前的生机。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组成“久”字右边一捺的一串花朵被风吹落，像是个被活生生砍掉一条大腿、站立不稳的侏儒。
其实日本侵略中国的想法酝酿已久，在国内早就有其广泛的思想基础。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著作《幽囚录》中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维新的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曾接受过他的教诲。由此可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最终与军部中的军国主义份子结合到了一起，共同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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