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最终与军部中的军国主义份子结合到了一起，共同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可现在面对着日军在辽东战场上的失败，虽然还有许多日本人仍然对战争狂热无比，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对是否应发动这场战争和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到底该如何走产生了置疑。巨大的冲击波，不但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思，更在日本大本营中引发了当政者之间的激烈争吵。
内阁中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代表，指责陆军只知道进攻、进攻、再进攻，没有很好的把握战争进程，使日本失去了最大限度利用谈判桌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而小松亲王和力主坚持辽河作战，进攻山海关的前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现陆军监军山县有朋大将则反唇相讥，批评政客们不懂得利用政治对清国施加压力，只是一味的和谈，错误的引导了舆论和国民的思想，延误了最有利的战机。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第一军司令时，他就竭力主张进行进攻奉天的冬季作战，他不等大本营批准，就独断决定北上进犯海城。占领海城后，他又鼓吹进攻山海关，进入直隶作战。
山县有朋的一意孤行，不仅令大本营不快，也让伊藤博文十分不满。一直以来，作为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都坚决反对进入直隶作战，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担心引起列强干预；二是害怕日军陷入“暴民四起”的境地。正当双方唇枪舌剑争持不下之际，恰好山县有朋宿疴复发，伊藤博文借机请天皇睦仁钦赐诏书，召山县回国“养疴”，并免去了他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的职务，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此刻，山县有朋看到伊藤博文利用辽河战败之机再次对自己发难，不禁勃然大怒：“正当皇军风扫残云般扫荡支那军队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吹和谈，动摇了前方将士的军心，影响了帝国的圣战，这样的人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论起斗嘴，这位前首相哪里是伊藤博文的对手，他讥讽山县有朋：“山县君不是赳赳武夫，应该知道政治是什么？作为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大日本帝国和清国两个国家？应该视野更广阔，明白俄国人是什么想法？清楚德国人有什么打算？懂得法国人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连串的问号，把山县有朋问得张口结舌。
小松亲王虽然不满意伊藤的咄咄逼人，但因为明治天皇没有表示态度，他也不方便直接出面为山县有朋辩护。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本来就对情报机关不满的小松亲王一下子把目标转向了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长荒尾精和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
由于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是由大藏省首先发起的，长期以来大藏省对情报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于是决策权。所以说以小松亲王为首的军方其矛头仍然是对准了内阁。
他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非常滞后。大本营至今没有冯华和义勇军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前线的部队如同盲人摸象，对敌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如何能够打胜仗？”
辽河战役之后，陆军对情报部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小松亲王这么一开头，批评的声音如同决堤洪水滚滚而来。
辽河作战的部队绝大部分都隶属于陆军第一军，山县有朋的心腹爱将大岛义昌就是在辽河作战中阵亡的，对此他感触颇深：“不错，在满洲战场上的师团、旅团司令官们都不知道清国陆军中有义勇军这个番号；更不知道清国陆军中还有一个叫冯华的将军，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差了，情报部门应该对帝国陆军在辽东战场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负责任！”
刚刚回国述职的陆军少将立尚见文更是以亲历其境现身说法。他说：“冯华义勇军出现在战场上非常的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再加上我们对义勇军的部队编制、战术特点和武器装备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辽河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情报部门对敌军的情况一点儿都不清楚，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面对劈头盖脸的批评，荒尾精也很委屈：其实早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他派到吉林的谍报人员就了解到在挥发河地区出现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团练武装。他们接连消灭、击溃了好几股受日本援助、支配的土匪，只不过一来这支团练人数不多，二来打赢几股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并没有对义勇军做进一步的关注。浪子山战役后，情报部门从清国兵部的战报上发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经过分析他们确定这就是冯华的义勇军。虽然由于义勇军人数较少，自己确实未予以重视，但情报部门还是向大本营做了报告，只不过也同样没有引起大本营足够的重视。关于对义勇军的编制、武器和战术特点了解不够，自己也没有办法，派到满洲的谍报人员就那么多，而压在头上的任务又如此之重，在各方面都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忽略了这方面情报的收集也属正常。
职务低微的荒尾精如何敢在小松亲王面前为自己辩护，只好求助似的看着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主管陆军情报工作的川上操六此刻处在很微妙的位置，他既是属于军方集团的一员，又因工作关系与大藏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对大藏省迟迟不追加对情报工作的拨款非常不满意，于是趁此机会把矛头也指向了内阁成员、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指责大藏省调拨情报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对华谍报工作的开展。
其实大藏省也有自己的苦衷，自中日开战以来，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既要增加军火生产，又要征招预备役兵员，同时还要维持前线庞大的战争支出，财政收支已经入不敷出。战争开始后，日本所耗军费已经超过一亿日元，而那时日本全年岁入也不过八千万日元（当时约合白银四千五百万两），真不知清朝的决策者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后该作何想。
内阁与军方的争吵如狗咬狗似的没完没了，最后明治天皇不得不出面制止了这种无尽无休的混乱局面。而会议的结果，由于天皇对战争的支持，最终还是强硬派的观点成为了主流，他们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中日战争的天平仍然大大地向着日本倾斜。尽管日本目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打进北京，必须立刻发布向京津地区进攻的动员令。
在战争狂热分子的一片叫嚣下，日本大本营作出了如下决定：“鉴于清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已经顺利实现，现将开始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其部署如下：一、以“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大将为首，组织‘征清大总督府’，制定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同时从海上和陆上作出进攻直隶的作战姿态，并在适当时候给清国以雷霆一击；二、立刻组织陆海混合支队南进台湾，为即将到来的和谈创造事实上的优势。”
对于战争前景的看法，虽然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始渐生裂痕，但狂热的强硬派仍然占据着上风，这也预示着日本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还会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
“澎湖历来为台湾之锁钥，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这是日本大本营早就确定好的对台湾作战的设想。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首先派出一支陆海混合部队先行占领澎湖。
三月十五日，由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和吉野、浪速等八艘军舰组成的日军进攻澎湖混合支队五千人，在后备步兵第一联队长比志岛义辉指挥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向澎湖进犯。
受到普遍指责和批评的日本谍报机关也进行了深刻地检讨，在大藏省追加了情报经费后，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从日本本土、朝鲜、上海、天津和汉口抽调了大批间谍进入奉天、吉林。日本在中国东北针对义勇军的间谍活动进入了活跃阶段。
而此时正在牛庄西南一带修整的义勇军，由于辽东三战三捷带来的巨大声望，又得到了一次发展壮大的有利契机。王英楷在参加义勇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冯华提议，应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大义勇军的军事力量，他说：“对于倭贼，奉天百姓无不痛恨之极，倭贼虽百计利诱，各地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能因势利导，辽东、辽西则遍地皆兵。”
经过仔细商议，冯华、邢亮和李九杲等义勇军高级将领采纳了王英楷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虽然部队扩编会进一步增加义勇军后勤补给的困难，但是为了义勇军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应在保证士兵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利用此难得的机会极力扩大部队规模。
实际情况也确如王英楷所料，在海城商团加入义勇军的带动下，以及义勇军准备扩军的消息传出后，牛庄、海城和鞍山等地的很多民间自发抗日武装（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都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
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在辽东岫岩东南一带活动的一支由桂花岭煤矿矿工组成的乡团武装。他们自去年十月中旬至下旬，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极力堵御，以抬枪、土炮毙敌无数，与倭寇相持甚久。岫岩陷落后，数月来他们转战南千山山区和大洋河南北，四处游击袭扰倭寇。如今这支近700人的矿工武装，在首领马成玉的带领下，辗转数百里来到狼岩寨，要求参加义勇军。短短十余天功夫，远征军的人数就急速扩大到7500多人，整整增加了一倍有余。
第四十章辽东战未休
正当义勇军忙着扩军之际，皇上封赏辽东有功将士的谕旨也传到了辽东。由于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独一无二的最高奖赏，所以自刘坤一以下，人人皆兴奋不已。
冯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决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而心满意足，他是由此看到了义勇军发展壮大的远景。要知道，蓟辽走廊向来是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临榆更是扼着榆关道最脆弱的咽喉地带；而贺大哥又授职锦州，可以说蓟辽走廊的中段地区已全部控制在义勇军手里。
当年袁崇焕抗击皇太极就是在锦州、宁远和山海关构筑了蓟辽走廊三条防线，遏制住了后金南下中原的喉咙；而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在制定辽沈战役实施计划时也曾说过“锦州一拿下来，这一局棋子就全活了”。
自明朝中叶以来，锦、榆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辽西地区还是东北的重要产粮区，当年就有“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之说。辽西距当时的新兴工业重镇、自咸丰年间就被称为东北最重要商埠的港口城市营口也不甚远，这都会给义勇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干部会上，冯华的一番分析（辽沈战役一段没有讲）让李九杲和义勇军的所有干部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义勇军正在走向发展壮大的快乐之中时，朝廷派李鸿章与倭寇议和的消息又传到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但冯华、邢亮和所有的远征军将士仍然非常失望，义勇军的艰苦奋战和800多名将士的生命最终换来的竟然还是议和。冯华知道：只要进行议和，这场甲午战争中国最后的一线胜机也将彻底失去，辽东大捷的胜利只不过会让中国少输一些罢了。
虽然对失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日本的机会有些遗憾，但冯华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是自己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了，满清朝廷的决策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目前，义勇军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确保部队健康稳定的发展。
义勇军人数的大幅增加虽然看起来让义勇军势力大增，但冯华清楚的认识到部队的实力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还有些下降。无名洞先进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让义勇军的战斗力降低了不止一个档次，而且新加入的这些部队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冯华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义勇军的扩编（包括以前和现在）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由于很多人都是带着部队来的，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山头主义和派系之争。这个问题由于以前部队规模小还不很明显，可是现在部队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杜绝，它不但会极大的影响今后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亦会成为制约义勇军发展壮大的一颗毒瘤。
“长痛不如短痛”，冯华意识到这次扩编在带来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给义勇军一个彻底解决隐患的良机：可以通过对部队进行重组，将部队的建制全部打乱再次整编，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萌芽遏制在摇篮中。
在进行了一番诸如部队建设、人事管理和军队法纪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后，义勇军对现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整编：远征军总指挥冯华、副总指挥邢亮兼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李九杲兼参谋长（连顺由于已官复原职，只待伤势好转之后即赴锦州上任），副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黄德贵；下设三个步兵团（由于人数不足，除一团以外，二、三两团每团暂为两营），团长分别为林喜、张作霖、王英楷；鉴于“辽东大捷”中骑兵大队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将骑兵大队扩编为骑兵团（马匹尚有所欠缺），团长萧山；一个炮兵团（包括原先的迫击炮营、利用缴获日军大炮组成的炮二营和用放在龙口街的山炮、野炮组成的炮三营），团长刘三林；一个特种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孙宝义；一个警卫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冯德麟；新成立的后勤部，由于部长郑偃武远在龙口街，暂由副部长王承斌代理部长，专门负责后勤辎重和医疗卫生等事宜。另外，以龙口街的三营、五营为班底，再加上周围地区的团练组成独立团，团长张立三，副团长杜桂平（原龙城团总）。至此，义勇军完成了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编，义勇军总人数（包括独立团）已达9000人，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朝廷虽然最终并没有采纳自己“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刘坤一经与宋庆、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和冯华等人商议后，还是决定要利用当前辽东战局的有利形势继续给日军以军事压力，为即将开始的中日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3月16日，为了就近指挥对海城日军的再次围困，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扭转战局后不久，就将指挥行营从山海关移驻到了营口。当然为了钦差大人的安全，冯华和远征军也跟着开拔到了营口与海城之间的塔山铺、铁岭屯堡一线，这也是刘坤一敢于移师于距离海城、盖平近在咫尺的营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坤一虽然一力主战，坚决反对割地赔款，但是生性小心谨慎的他也非常清楚在朝廷尤其是太后议和决心已定，以及倭寇实力犹存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绝对得不偿失。打胜了固然更增荣耀，可一旦失利则前番的战果也会前功尽弃。而且他老于官场，深谙保存实力的重要，辽东大捷已经足以让他在朝廷重臣中间风光八面，太过冒险的军事行动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因此冯华的“避免对日正面作战，骚扰其后勤补给”的建议正好和了他的胃口。于是刘坤一立即命令关外诸军在对日军的作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