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开庭。
法庭于我已是熟门熟路，走进被告席时还和法警打着招呼，法官已见怪不怪并未警告。陪审团、检察官、辩护律师，早已各就各位，我习惯性地看向旁听席，却没有看到莫妮卡。
心里被揪了一下，再仔细辨认旁听席，总共就十几个没事看热闹的，基本都是本地居民老头老太，没有莫妮卡的踪影——每次开庭她都会坐在那里，用目光对我说“镇定”和“加油”，今天怎么没有来？到底出了什么意外？难道她对我放弃了？慌张地看了一眼萨顿律师，他却根本没理睬我的焦虑。
法官宣布仍然延续上次庭审程序，控辩双方提出新的重要证据，先由辩方出示。萨顿律师面带微笑，走上来对陪审团说：“上次庭审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被告声称自己是天空集团董事长的侄子，来到案发地是要与叔叔见面——如果能够证实被告叔叔的身份，那么他的可信度就可以大大提高。”
“没错。”法官饶有兴趣地问道，“萨顿先生，你向天空集团证实了吗？”
“现在，我请一位重要证人出场，他可以证明被告并未说谎。”
法庭内立刻鸦雀无声，陪审团也个个瞪大眼睛——只有天空集团董事长高思国本人，才能证明我——高能是他的亲侄儿，难道他会亲临法庭，说出这个天大的秘密？
鉴于天空集团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影响力，以及这位董事长向来神出鬼没，从没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所有人都兴奋地翘首以待，似乎即将出场的是大熊猫。
终于，法庭对面一扇小门打开，却并非我那从未谋面的“叔叔”，而是今天没出现在旁听席上的那个人。
莫妮卡！
混血的面容化了淡妆，眼影底下一双迷离目光，涌着涨潮的太平洋海水，头发特地弄过，披散在肩，一身巴黎定做的黑色风衣，浓烈的香水气味已弥漫整个法庭。
这副传说中的明星模样，与往日旁听席里的低调完全不同，众人眼里简直惊为天人。陪审团的男性成员，纷纷张嘴掉下口水，就连法官大人也摸了摸胸口，以免被浪得心脏病暴发。
只有我平静地看着莫妮卡，最初的震惊仅仅持续了两秒钟，然后是与她的四目对视。虽然，走上法庭的她也毫无表情，但用眼睛对我说：“亲爱的，我会救你出来的！”
霎时感动得浑身颤抖，我微微颔首向她示意，眼眶却已禁不住温热。
当她走进证人席，萨顿律师点头说：“高小姐，能否向法官与陪审团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莫妮卡挺胸面对陪审团，酷酷地理了理头发，给了他们一个性感的微笑，直把男陪审员们电得不知所措。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的名字叫莫妮卡？高，是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CEO高思国先生的独生女。”
萨顿律师适时地将莫妮卡的身份资料，呈送给了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们。
“我的父亲，因为从不在公众面前出现，故而委托我作为高氏家族代表，向法官及陪审团作证——高能先生，确系我父亲高思国先生的亲侄儿。高能先生的父亲，前不久去世的高思祖先生，是高思国先生的同父异母兄长。”
莫妮卡的证词让检察官的脸色异常难看，萨顿律师满意地说：“很好，你能否确认一下，站在本庭被告席上的这位先生，是否就是你所说的高能先生？”
她镇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是，他就是高能，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父亲唯一的侄子。我从前在中国见过他多次，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我绝对不会把他认错！”
律师继续问：“高小姐，还有一个疑问能否解释，既然高能先生是高思国先生的侄子，为什么还要通过第三人——也就是常青先生的帮助，才能来到美国并联系高思国先生呢？”
“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长，高思祖先生及其家庭，包括高能先生，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上海市，与美国的高思国先生一家极少联系。高能先生，是高思国先生唯一的侄儿，也是高氏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高思国先生非常重视他的侄子，在常青先生的联系之下，同意在本案发生的夜晚，在阿尔斯兰州马丁？路德市，也就是案发的公寓楼里，与高能先生秘密见面。”
“请问你的父亲是否认识本案的死者常青先生？”
“不，从来都不认识，是常青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正在帮助高能先生来美国，希望我的父亲可以见一下高能。父亲虽然极少与中国的亲戚联系，但他一直关注高能先生，最终同意了常青提出的见面方式。”
“可是，为什么那天晚上，高思国先生没有出现在案发地？”
莫妮卡看了一眼陪审团和法官，再度性感地甩了甩头发：“其实，当晚我的父亲及其保镖团，已经赶到案发的公寓楼下。但在案发之前，他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警告他大楼内有危险，于是他们迅速撤离，未能与高能先生见面。”
“哦，原来被告高能先生，他向法庭陈述的都是事实！”萨顿律师像唱双簧那样对陪审团说，看来早已与莫妮卡设计好了，只是事先没有告诉我，“还有，高小姐，你的父亲是否有一位华裔秘书姓吴？”
“没有，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高级秘书，是位非洲裔的女士。”
“最后一个问题——高小姐，你能否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呢？或者有没有高思国先生的书面文件？”
“有！”
莫妮卡取出了一份文件，上面有高思国手写的证词，并且有天空集团的印鉴，还有纽约地区的公证记录，以及高思国及莫妮卡的身份资料。
文件在陪审团和检察官手中传阅了一圈，最后来到法官手中，他仔细辨认一番后说：“法庭确认这份文件具备法律效力，莫妮卡·高小姐可以代替高思国先生出庭作证。”
萨顿律师得意地看了看检察官，似乎已胜券在握地说：“法官大人，我的问题问完了，现在可以控方提问了。”
然而，检察官出人意料地放弃了提问，法官宣布让莫妮卡退席。
当她走出法庭，对我做了一个V字手势，我感激地握紧了拳头。
检察官重整旗鼓，微笑着对律师摇摇头，完全没有失败迹象，朗声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虽然刚才证人的出庭非常重要，证实了被告确系高思国先生的侄子。但我也将展示一项重要证据，关系到本案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被告的杀人动机。死者明明是被告父亲生前的好友，倾尽全力帮助被告来到美国，并联系被告的叔叔与他见面，为何被告还恩将仇报地杀害了他？”
律师立时站起来说：“反对！控方不该这样误导大家认为被告就是凶手！”
法官点点头说：“反对有效！”
“对不起。”检察官看了我一眼，冷酷地笑道，“被告也并非无理由杀人的变态——如果杀人动机不成立，那么确实很难给被告定罪。但是，最近我得到了一件重要的证据，证明了被告的杀人动机！”
陪审团又一阵骚动，不知他卖什么关子。
检察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电脑光盘，放进法庭书记员的电脑里，音箱里传出一种熟悉的语言——
“是的，非常抱歉，昨天凌晨一点，是我用酒店的号码，给你的父亲，也就是高思祖先生打了电话。”
是汉语！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但很快想起这声音是谁——常青！
没错，还是他的声音：“两天前的晚上，也是我给你父亲打了电话，然后他就到这个房间里，与我长谈到了深夜。”
紧接着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
“你是什么人？蓝衣社？”
常青在电脑音箱里回答：“蓝衣社不是一个人，但我确实与蓝衣社有关。”
我的声音：“昨晚与我在MSN上说话的人是不是你？”
常青的声音：“当然不是！”
之后我的声音异常激动：“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法庭上一片寂静，这段神秘的录音也到此为止。
而我已经呆若木鸡，额头布满了冷汗，只有我才知道，这段录音来自何时何地。
半年前，当父亲自杀身亡不久，我查到他死前通过的电话号码，因此追查到了常青暂住的酒店。我和莫妮卡一起冲到他的房间，与他展开了一场奇特而重要的对话。而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正是我与常青对话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最后那句“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最要命的录音！这就是我的杀人动机！
由于录音全是汉语，陪审团和法官完全听不懂，一个个瞪大眼睛很是茫然。
检察官却笑了笑说：“抱歉，其实我也听不懂中国话，法庭上只有被告知道这段录音的内容，因为这正是被告与死者之间的对话！”
犀利的目光投向我，让我恐惧地往后缩去，检察官再次诡异地一笑：“几天前，我收到一件匿名快递，里面就是这张神秘光盘。我找了一位华人朋友，将这段录音翻译成英文，结果让我大为震惊！”
随后，检察官请出一位在州政府工作的华人，在法庭上将这段录音翻译了一遍，陪审团成员纷纷交头接耳，表情最怪的莫过于我的辩护律师。
检察官微笑着说：“联邦调查局的声学专家，已仔细比对录音中的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声音，确定就是本案被告。那位年长者的声音，确定为本案死者！警方在调查死者遗物过程中，发现死者生前有秘密录音习惯，悄悄将自己与他人的对话录下来，当然这看起来有些不道德。死者生前录音绝大部分遗失了，但根据他留下的部分录音，与这张光盘里的声音比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他本人。”
刹那间，我明白了！常青这个老变态，居然偷偷录下我和他的对话。又不知是哪个浑蛋——也许就是杀人真凶，为将我彻底陷害到电椅上，便把这段最为致命的录音，快递给时刻盼望给我定罪的检察官！
我绝望地仰头叹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魔鬼，真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就在我的官司形势好转的时刻，却悄然在我背后插上最狠的一刀！
检察官简直已是狞笑，走到我面前高声问道：“高能先生，你能否告诉法官及陪审团，刚才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否是你和常青的对话？”
沉默，但沉默并没有用，我该否认吗？既然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已经确认，再撒谎又有什么意义？只会让陪审团对我的印象更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我承认，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我和常青的对话！”
检察官如释重负地点点头：“非常好！”
萨顿律师垂头丧气地闭上眼睛。
“能否再告诉陪审团，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大约半年以前，在中国的上海市，常青住的酒店房间里。”
“你能否解释一下，录音里的最后一句话？”
检察官把录音快进到最后——
“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控方请来的华人又用英语翻译了一遍。
“你认为常青害死了你的父亲？甚至还想要害你？”
这个问题几乎是刺进胸口的刀子！
我无法抗拒，也无法说谎，只能怔怔地回答：“是，那是在我父亲死后两天，我通过父亲生前的电话记录，才找到常青所在的酒店。”
“在你父亲死后两天？”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了线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段录音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常青对你说的，英文大意是——昨天凌晨一点，他用酒店的号码，给你的父亲打了电话。”
致命一刀，我已无处遁形！
“是，我的父亲刚与他通完电话，就自杀去世了！”
“非常抱歉。”检察官故作同情地说，“但我仍要问下去，结合录音里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是常青先生打的电话，导致了你父亲的自杀？”
最后一刀。
此刻，一个声音在我身体里高喊：“不！千万不要承认！承认了你就死定了！一定要说不！说不！”
这是梅菲斯特的声音。
不，我不会听从幽灵的摆布。
“Yes。”
敞开胸膛，接受这一刀刺破心脏。
对不起，莫妮卡。
我承认了，承认我曾经的推断——常青害死了我的父亲，这正是我的杀人动机。
萨顿律师已失望至极，他指望我拼命否认，或许还有胜算可能。
“谢谢！”检察官趾高气扬地向法官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法官异常严肃地看着我：“本次开庭到此结束，等待下次开庭的通知——下次开庭陪审团将作出最终裁定！”
2009年，农历除夕。
在美国阿尔斯兰州的看守所里度过。
没有年夜饭，没有父母双亲，窗外没有爆竹声，电视机里没有春晚，更没有小沈阳，只有囚室里沉睡的比尔，还有铁窗外漫天的大雪。
孤独地蜷缩在床上，双眼愣愣地盯着黑暗，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因为无论白天或黑夜，我看到的都只是同一种颜色，将我缓缓吞噬的颜色，一如梦中的那池湖水。
今天，萨顿律师单独来探监，他说现在情况非常糟糕——陪审团已掌握我的杀人动机，即便证明我与天空集团大老板的关系，也很难洗脱杀人罪名。所有最重要的证据，全都对我不利，包括字条上的“DAY DREAM”。虽然证据链条还不完整，但并不妨碍对我的有罪推定，从动机到时间直到凶器，全都符合杀人条件。何况一开始我就向法庭隐瞒了我和常青的真实关系——我说他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其实他间接害死了我的父亲。还不如早点坦白这一点，等到被那段该死的录音揭穿，我已无路可退。
律师说官司打赢的希望已很渺茫，最坏的可能就是被定罪为一级谋杀，甚至并不排除死刑可能——尽管阿尔斯兰州上次执行死刑，还是在七年以前，据说那个倒霉的家伙，在椅子上坐成了电烤鸡。
不过，我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主动向法官认罪，不必等到陪审团最后来定我的罪名。美国司法制度奖励主动认罪者，以减轻司法程序负担。我很可能逃脱死刑，甚至不必终身监禁，也许只有十几年刑期，如果表现良好，蹲上七八年就有机会出狱。
如果不认罪的话，也可能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萨顿律师认为这种可能性，现在只剩下10％！剩下90％的可能，我将被判一级谋杀罪，面临最严厉的刑罚。
律师被这个案子折磨得彻夜难眠，强烈建议我现在就认罪，可以保证性命无忧。
思考了一分钟。
但这一分钟对我而言并不短暂，我想到刚刚醒来的瞬间，仿佛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初生婴儿般看着周围一切，脑中完全空白一无所知……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转瞬就要在电椅上终结？
我不想死。
可是，不死的代价就是要说谎，要煞有介事地告诉法官，我确实杀死了一个人。
真的是我杀死了他吗？现在我倒希望是的！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撒谎，正大光明地去认罪，正当光明地被减轻刑期，又正当光明地蹲十年美国大牢再出来。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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