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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20（2）
审判长又要求汉娜，必须用是或否这样的单词来回答下列问题。汉娜回答是，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年初，以后转到波兰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牢到１９４５年的那个冬天。接着，汉娜又回答是，当时集中营囚犯被勒令西迁，她也一路跟着。接下来，战争结束时她是在卡塞尔。从那时以后，她辗转于许多城市之间工作生活，在我们市一呆就是八年，她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居住得这么长久过。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说明她有逃跑的嫌疑吗？”汉娜的律师经常表现出这样的讥讽口吻。“我的当事人每次搬到新地方，或者离开老地方，都到警察局登记或者注销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逃跑，她也没有任何事物需要隐藏。请问，是不是治安法官觉得，由于对我的当事人指控的案情有引起公愤的风险，就不能宣判她无罪释放呢？我尊敬的法官大人，这是纳粹抓人的理由，是纳粹引进的，纳粹以后就已经废除了。现在，这种东西早已不存在了。”这名律师说话中带有充满恶意的洋洋得意，有些人说在戳辛辣刺激的真理时也是这样的。
我很震惊。我意识到，我早已认为逮捕汉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对她的控告有分量，对她的怀疑很强烈，这些我一时都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反过来说，如果她的律师赢了，我就被迫要跟她重新见面，我首先要费尽心思说服自己，我愿意怎样同她重逢，又应该怎样同她重逢。可惜，我还看不出这名律师怎么便会赢不了这场官司。再说，如果迄今为止汉娜从来没有要逃避法律，那她现在为什么要逃避呢？她又想掩饰什么呢？在当时，并没有其他逮捕汉娜的理由。
审判长似乎又陷入了尴尬，不过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原来是他的一种特殊计谋。每当他碰到了一番拖延时机或令人恼怒的发言，他就会拿掉眼镜，用一种视而不见的空洞神情看着发言者，同时皱起前额，完全忽略这一发言，要不，他会说出一些简短套话，诸如“那么，您是指……”或“您是要想说……”之类，并且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法官就用这种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对于这段发言毫无兴趣，如果要强迫他聆听毫无用处。
“那么，您是指治安法官错误地理解了如下事实，即被告人曾经完全无视写给她的信函或传票，她从来没有到警察局，到检察官，或到执行法官那儿去说清楚过。您是想提出一项动议，要取消逮捕令吗？”
律师真的提交了这么一项动议，但给法庭驳回了。
《朗读者》21（1）
这场审判我连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都很吃惊。教授则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把上一组听到的、看到的传达给下一组，在当中起到衔接的作用了。
只有一次，汉娜抬起眼睛向观众席望过来，看见了我。一般情况，她都是由女法警领着，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整个审判过程中她都只注视着长椅。她看起来很高傲，从来不跟其他被告讲话，甚至也不理会她的律师。不过，随着审判的深入，其他被告之间交谈也越来越少了。当法庭休息时，他们一般只同各自的亲戚朋友呆在一起。早上来的时候，他们一看见这些亲戚朋友在长椅上坐下，就会招手致意。只有汉娜，休息时也老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于是，我就从背后看她。我看她的脑袋，她的头颈，她的肩膀。当审问涉及到她时，她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每当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诽谤或者攻击时，就会挣扎着进行反驳。这时，她双肩向前方左右摇摆，头颈也会胀起来，连肌肉的抽动都看得见。可是，她的反驳总是不被法庭采纳，于是，她就又把肩膀垂下，这两者都已经变成常规了。她从不耸肩，也不摇头。她太紧张，哪里会做得出像耸肩摇头那么悠闲的动作？同时，她也不把脑袋侧转一个角度，或者垂下，或者用手去支撑下巴。她一坐下就冻僵了，这么坐着真是受罪。
有时，她的一绺秀发会从紧束的发髻溜出，打着卷儿，垂到她头颈背后，在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有时，汉娜会穿一身连衫裙，领口开得很低，连她左肩膀上的胎记都可以看得见。这让我回忆起来我怎么吹散她项上的秀发，吻那脖颈，吻那肩膀上的胎记。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在审讯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偶尔我也会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极力去想像，汉娜当时如何实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时也回想她颈上的秀发、肩上的胎记，这些都是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就像打了一剂麻醉针的胳膊，又被一只手死命掐着一样。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却发出曾经捏过胳膊的信息，而神志对这两者全都无知，混沌一团，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会儿，神志就把这两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许，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发白了。过了好一会儿，血液才重新涌回来，那被捏之处也才恢复血色。不过，这并不能把感觉带回来。
那么，是谁给我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于是，我看得见自己在大学的所作所为，看得见我如何对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内心我竟然只感觉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计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妙。实际上，这一审判也已经把他们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身心更疲，声音更尖。好在，夜里他们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电，第二天早上故态复萌，时而低声嗡嗡，时而尖声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时前一样。检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趋，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首先是因为法庭上展示的事实及其后果简直把他们给吓住了，接着，麻木不仁又把他们给镇住了。至于对法官和陪审团来说，麻木不仁的效果最为严重。在审判开始后最初几个礼拜，他们倾听着关于恐怖景象的陈述时，还带那么点显而易见的惊恐表情和确凿无疑的自我克制，这时，讲述者则是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声音哽咽，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又断断续续。到后来，法官和陪审团们的面部表情就恢复常态了。他们甚至开始露出微笑，交头接耳，当某一目击证人作证有点荒腔走板时，他们还会表示出几丝不耐烦。可是，当审判中讨论到要去以色列出差，以便通过一名女目击证人取证时，他们就又齐发旅游之豪兴，争先恐后起来。一听到新情况总是惊诧莫名的，是那些大学生们。他们每周只来法庭一次，每次都旧梦重温，可怕的罪行又再次戳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是每天必到，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眼睛瞧着他们的反应。
《朗读者》21（2）
集中营的囚犯这个月不知下个月地死里逃生，怎么能够习以为常呢？对新来者的恐惧，他们怎么能够漠然视之呢？答案是他们熟视无睹，他们麻木不仁，正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屠杀和死亡一样。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文学作品，都谈到了这种麻痹病，人只要具有这项本领，生命就可以减缩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毒死、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在罪犯们的交代当中，虽然寥寥数语，煤气室和焚烧炉乃是日常风景，罪犯们自己的生命也减缩成了就几种功能，完全是毫无顾忌，冷血动物，冥顽不化得就像吸饱了毒、喝醉了酒一样。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做了化石。
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深受影响。当我就此对罪犯、受害、死者、生者、幸存者、生哀死荣者等等进行比较时，我没有好受过，即使现在我也不好受。
对前后这两群人究竟是否可以进行对比呢？我在一份报告里曾经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我 总是强调，罪犯们是被强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受###，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有巨大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表现在它具有最大程度的决定###。结果，我在别人那儿如果碰到反应，不是震惊就是愤怒。其实，我的观点虽然激烈明确，但并非针对反对意见提出来的，而是在他们有机会表示异议之前就已经讲述了。
那时我就已经常常反躬自问，所以我也同时问自己，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难道，我们不应该确信，我们这一代能够理解那些不能理解的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这一代能够比较那些不能比较的吗？难道，虽然恐怖本身已经不再是疑问，可是就因为一经调查，所调查的可怕罪行就会立即成为街谈巷议，而不再单纯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我们只能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面对着并沉默着的过去，因为这样，难道我们这一代就应该放弃调查吗？我们难道只应该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参加讨论班时抱着清算过去和解释过去的热情，我之所以这样反躬自问，倒不是因为我随着审判的进行热情一下子减退了。并非如此，而是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