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说隆的偏执根植于“潜在的思维定势……他不乐意认同棕色皮肤的玛雅人拥有和欧洲、中国或者近东一样复杂的文明”。
19世纪80年代，对玛雅遗址确实有一些更严肃的探索。亚克锡兰偏远的丛林城市中，英格兰摄影家、研究者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和法国冒险家戴世黑·夏赫内（Désiré Charnay）的相遇很好地代表了这一转折。莫斯莱和斯蒂芬斯一样相貌平平却令人尊敬。他工作时耐心而彻底。莫斯莱出生于1850年，在剑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喜欢上了旅行，并于1878年当上英国驻萨摩亚群岛顾问。他去了中美，监督墨西哥一个金矿的工作，然后监管了加州的一片果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读过斯蒂芬斯的书之后，莫斯莱意识到需要对所有主要遗址的象形文字进行完整的记录。因此他进行了七次旅行，分别去了基里瓜（Quirigua）、科潘、帕伦克、亚克锡兰、奇琴伊察还有其他不大知名的城市。
1882年3月，阿尔弗雷德·莫斯莱在亚克锡兰扎营，不久前他遇到了拉坎东印第安人。当夏赫内的船靠近岸边时，莫斯莱可以看到他脸上的不悦。但是莫斯莱很优雅地缓和了紧张气氛，他说：“没关系，你没有理由这么沮丧。我跟你从同一个地方开始仅仅是巧合，就像事情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也只是一种巧合。你不用因我而担心，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只是喜欢旅行……你可以为城镇命名，告诉大家是你发现了它，尽管照你的意愿做好了。”
莫斯莱在危地马拉遇见了一名叫古斯塔夫尔·埃森（Gust* Eisen）的美国医生，后者对莫斯莱正在记录的符号和象形文字很感兴趣。有学识的人当然知道埃及象形文字和破译中东失落语言的努力。罗塞塔石碑成为时髦的词汇，其天才的破译者让弗兰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llion）颇为著名。现在被称为“玛雅”文明的东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失落的文化会有与之相似的地方吗？
莫斯莱拍了一些照片，为埃森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资料。埃森比其他研究者更有优势，因为他有莫斯莱的资料支持。在以后的几年中，两人友好地通信，并交换资料，这使得莫斯莱在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想要拜访埃森。但是到那个时候，埃森已经把破译工作让给了约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毫无希望。命中注定的是，莫斯莱1893年途经圣弗朗西斯科的时候，流感推迟了他去东方的行程，因此他拜访了埃森。因为埃森不在市里，他就安排古德曼和莫斯莱见面。古德曼关于古代日历体系和符号的知识给莫斯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形文字之谜的各种信息开始各就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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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1838年出生于美国的东海岸，23岁时他就已经是内华达弗吉尼亚城《领土企业报》（Territorial Enterprise）的主编和发行商了。他撰写的一些文章和诗歌为他赢得了关注。他对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充满爱国精神的敬意广为流传。“山艾”（Sagebrush）这个文学体裁产生于他激进而有趣的报纸，该报纸预测了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乔治·斯特林（George Sterling）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定义的波西米亚风格，这是19世纪末圣弗朗西斯科的一种现象，五十年后“垮掉的一代”作家与此遥相呼应。古德曼在康斯托克矿区的投资中赚了一笔，1862年，他给一个叫做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后来叫做马克·吐温——的年轻人提供了第一份工作。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他买下了一个葡萄园，并搬到圣弗朗西斯科。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开始从事玛雅研究的时候，正过着舒适的生活。
1882年，和埃森见面纯属机缘巧合，这种巧合把古德曼引向了碑文研究最好的材料资源——埃森保存了莫斯莱高质量照片的拷贝。莫斯莱现场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几乎没花精力解释和破译他记录的符号资料。莫斯莱发现了古德曼破译玛雅手稿的开创性工作，于是邀请古德曼为自己正在为毕巴底博物馆准备的多卷本著作中增加一个附录。这对于古德曼这样的独立研究者来说是个恩惠，这样，专业学者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他的分析。他写就的附录名为《古玛雅碑文》（The Archaic Maya Inscriptions），被收录在1897年莫斯莱的《中美洲生物学》（Biologia Centrali…Americana）第5卷中。
我在研究玛雅金星历时，需要知道正确的换算方法。我研究了该主题的文献，衡量并检测了其所包含的问题，也读了古德曼的书。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跟我一样，也是一名独立研究者，致力于打破专业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所划定的范围。
我希望能亲眼见到古德曼为莫斯莱的作品所作的附录。它被珍藏在柯林斯堡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稀有书籍档案中。我致电该联盟预约。开车过去大概需要一小时，不多时，这本书就展现在我眼前了。古德曼的“附录”实际上是一本完整的书，涵盖文字、图表、图解、表格和解释，超过200页。我通读了此书，并作了笔记。他慷慨地把埃森当成神秘碑文研究过程中的伙伴，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坚定地认为那些文字是严格按照数字和历法表示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认为他们与神学和天文学几乎没有关系，他是这样写的：“玛雅历和其他现代科学创造一样，与神无关。”这狭隘的偏见可能阻止了古德曼看到关于符号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天文学。我们现在知道天文学值得关注。玛雅文字中也融入了神学、宗教、历史和数学计算。
长计历和这些方面的规则密切相关，它被雕刻于墓碑和陶瓷器皿上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大约从公元前36年到公元909年）。从数学上来讲，这是一个计算日期的体系，采用五个位置值：金（Kin）（1天），乌因纳尔 （Unial）（20天），盾（Tun）（360天）， 卡盾（Katun）（7 200天），伯克盾（Baktun）（144 000天）。一个长计历日期从左边的伯克盾开始。例如，“”这个日期表示从“基日”（zero date）开始（写作“”），9个伯克盾，16个卡盾，4个盾，1个乌因纳尔和1个金（天）已经过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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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计历中几乎每个数位值水平都采用了20基日体系（base…20 system）（到了20之后再从0开始）。但是要注意，乌因纳尔线（Uinal level）（右边开始第二个）包含了360天，因此到了18的时候再从0开始。类似地，13个伯克盾周期可以理解成，当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以后，又从头开始循环。
基日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成了相关性争论的主题［玛雅日历如何与我们的格里高利体系（Gregorian system）对应起来］。古德曼对于中美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知道了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精确计算13个伯克盾周期发生的时间（）。
古德曼在前言中承认了他是一名独立的学者，但是坚称他的成绩仅仅由于一个原因：他“从事符号研究多年”。他用谨慎而嘲讽的语气建议学者和科学家们如果“发现被不相干的非专业学者粗鲁地从凳子上推下去”，千万不要惊讶，这是因为：
50年以来他们的研究从不对外公布。可以研究的资料由他们保管着，外界一无所知，似乎那是僧侣的神秘事物。结果是什么呢？很多有学识却自大的学者互相仰慕，但是对于碑文却是一个字都没有破译出来……我们指望他们能解出这个重大谜团，但是毫无希望。
我很惊讶地读到听起来如此现代的学术批评。这么多年来，古德曼预见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可是学者们要么不断拒绝，要么随意打发，因为他们完全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理智地调查2012这个主题。
为了破译手稿，古德曼作出了一些坚实的贡献，很多年以后，他的贡献依然得到玛雅研究者的认可。他指出了长计历数位值（place value）的全图符号（full…figure glyphs），破译了“头部变体”（head variant）符号，并强调了13个伯克盾周期的重要性。在一份讣告中，著名的玛雅文化研究专家西尔韦纳斯·莫利（Sylvanus Morley）赞扬了他的突破性工作，并指出他的日历表仍将是学者们参考的重要资料。
显然，古德曼阅读过恩斯特·福斯特曼（Ernst ）出版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语书籍并从中受到启发，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福斯特曼是另一位伟大的独立开拓者，独自一人研究《德雷斯顿抄本》，破译了日食表、一本金星年鉴、260天周期历法如何在抄本中运作、20基日体系，以及长计历的4阿哈乌（Ahau）8卡姆库（Cumku）。
古德曼可能极小心地借用了福斯特曼的思想，或者他可能偶然得出同样的见解但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福斯特曼的崇拜者J· 埃里克·S·汤普森认为他在古德曼的文字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说明他读过福斯特曼。可能他确实读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古德曼是否已经理解了他所读的东西。
不管怎样，正如一项新规章刚实施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价值的见解常和错误的信仰一同出现。例如，古德曼在他的书中提到，长计历中很多来自帕伦克的日期处于12个伯克盾的后期，在前一个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之后。他因此确信帕伦克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帕伦克这些文字其实写于公元8世纪，从理论和日历上讲，它们属于回算，是对于现今创世时代开始之前众神出生的猜测。帕伦克的文本不同寻常，能帮助我们理解帕伦克玛雅王朝中最为杰出的国王巴加尔（Pakal）如何把自己融入创世之神（Creation Dieties）的故事中。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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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认为那些数字是不可亵渎的，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解释说，来自帕伦克的数字一定在当今时代开始之前成千上万年就被记录下来了。奇怪的是，他注意到基里瓜一个时代基日（erabase）的日期——著名的C号创世纪念碑（Creation Monument）上标着长计历——前一个13个伯克盾周期的终点——但是他似乎没有将相同的逻辑应用于基里瓜。古德曼在他的书中把这个时代基日记录为一个大周期的开端，13个伯克盾的一段时期。他知道这样一个周期有多少天，因为他得出了玛雅人在长计历中赋予的5个数位值的具体值。因此一个13个伯克盾大周期由1 872 000天组成，或者是5 年。
但是古德曼1897年出版的书中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换算。他表格中所有长计历时间段都是自由浮动的——没有人知道长计历的日期怎样换算成我们的公历。古德曼注意到很多日期出现在第9个伯克盾，但是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公元后？公元后5世纪？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考古学家还不能任意采用碳14测年法（碳14是碳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半衰期为5 730年，可以根据死亡物体体内残余碳14成分来推断它的存在年龄。由于碳元素在自然界的各个同位素的比例一直都很稳定，人们可以透过测定一种古物的碳14含量来估计它的大概年龄。这种方法称为碳14测年法。——编者注），因此面对找出换算这个挑战，首先需要研究在征服时期收集的历史文献。
古德曼和其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者一样，从迭戈·迪·兰达的《历史》（Historia）中得到信息，书中记录了长计历中的卡盾时间。查尔斯·鲍迪奇在1901年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另一份尤卡坦文献，《除马那尔之书》（Books of Chumayel），由丹尼尔·布林顿（Daniel Brinton）翻译。鲍迪奇解决换算问题的努力结果并不明确，但是说明了从科潘最早的时候很可能对应公元34年——比现在普遍接受的时间早了几百年。
古德曼根据基里瓜记录的日期，认为重要的大周期（Great Cycle）时期由13个而不是20个伯克盾组成。这个论断使赛勒斯·托马斯（Cyrus Thomas）等学者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想保持长计历体系中优雅的对称，而这对称基于20基日原则。于是，他们认为20个而非13个伯克盾结束之后，伯克盾水平会回复为零。古德曼一定是在欺骗自己。最后，考古学证明古德曼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以20个伯克盾计时的创世文本（Creation Texts），但是有很多以13个伯克盾计时的日期。这表明了学者们有时候如何依靠表面的逻辑来拒绝事实的真相，并排斥非专业学者更知情的结论。
到了1905年，古德曼已经在《美洲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玛雅日期》（Maya Dates）的并没有引起关注的文章。他阐释的换算把目前13个伯克盾周期开端放在公元前3 114年8月，尽管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其实他的结论隐晦得奇怪，只有少数熟悉语言和换算争论问题的学者才能注意到。这很可能就是古德曼的贡献不为人知的原因。西尔韦纳斯·莫利1910年发表的论文轻易地占了上风，该文陈述的换算比古德曼早260年。玛雅考古学家赫伯特·斯平登（Herbert Spinden）成了莫利换算论的支持者，这更是火上浇油。当然，这个问题对于2012主题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日期的位置。2012年12月21日（13个伯克盾周期结束日期）是古德曼的研究成果。这个日期对于长计历和玛雅创世神话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大时代、一个章节或者一个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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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换算方法也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尽管古德曼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参与到争论中去宣传他的观点。据我所知的记录，古德曼没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过。收藏了他众多论文的“毕巴底档案”中，一篇写于1908年但未出版，名为《年度、永久、顺序的日历分析》的手稿中可能提供了针对他换算理论的长计历表格。我们可能在那里发现史上第一次对13个伯克盾周期可能在2012年至日附近结束的有意识的赞同。古德曼在1917年去世时带着错误的观念：符号完全是可计算的——它们只是一种纯数学，与天文学或历史无关。他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换算问题上作出的贡献不久就会有拥护者。墨西哥人类学家胡安·马丁内斯·汉纳德兹（Juan Martínez Hernandez）在1926年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证实并扩展了古德曼的论点，这使得人们重新开始关注古德曼的著作。然后年轻人J·埃里克·S·汤普森加入了这项工作，到了1927年，对换算作了几天的微调，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知的原版古德曼—马丁内斯—汤普森换算（the original Goodman…Martínez…Thompson correlation）。
J·埃里克·S·汤普森，诺斯替派灵意师
J·埃里克·S·汤普森的故事对于理解玛雅符号破译的变迁以及有时候让玛雅研究蹒跚至今的极端偏见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极端的独立研究者，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他从没教过书，没有学生，也没有在研究机构担任决策者一席。他十几岁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住在阿根廷家中的牧场时学习了西班牙语。回到英格兰，他去了牛津大学学习人类学，并于1925年毕业。
在学生时代，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