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绪飘在遥远的年代，爱怜万分地盘旋在艺术家的手指和心灵中间。多年下来，历史、文化、书画、器物已与他魂魄与共，他的眼睛已能发现那些最让人震颤的细节，他会暗自狂喜，也会深长叹息。他愿意关紧房门，在物我两忘中为艺术输送进自己的血液，然后，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一些人，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他低缓的声音。
他年轻时也上山下乡，来到边疆，来到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沙漠深处。后来又孤独地流浪万里，直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成功地创办了企业，先在国内，后在欧洲。但是，正当他的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毅然关闭了旗下的全部企业，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文物字画鉴赏生涯。
我到过他家，发现书画器物在他那里，不是财富更不是奴隶，而是客人。小心翼翼地善待这些贵客，亲自写文章揭示它们的价值，也允许客人们走动，而不严锁密守，在他看来，让它们流散在无知的瓦砾中是一种埋没，让它们紧闭在私人的暗仓中也是一种埋没。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对文坛也陌生。他经常惊讶而气忿地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文坛的问题，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息，我再告诉你。
——读《亦孚藏品》
世纪之辩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要去参加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教授夫人一听“答辩”两字就大惊失色，因为这位教授就是因为当初多“辩”了几句而蒙罪数十年之久的。夫人大声叮嘱：“千万别再去辩了！千万别再去辩了！”
教授夫人的喊声犹在耳侧，而今天，有没有能力参与正常的辩论，已成为判别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
时间过得真快。
——读《世纪之辩》
秋千架（代后记）
半夜一时，有钥匙开门，妻子回来了。
《秋千架》试演昨天才结束，留下杂事一大堆，这个时候回来，还算早的。为了这台戏，她想了四年，忙了两年，近三个月，没有一天的睡眠超过五小时。
她叫了我一声，我发傻地从书桌边站起来，眼前这部书稿，已校改到最后几篇。
“汇报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着我，轻声问。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支吾着。她眼圈一红，转过脸去，然后二话不说，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这时早已阒寂无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转身与她商量，她已经斜倚在椅子上睡着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条。面条就叫“马兰拉面”，光北京就开了几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为与她有什么关系。吃完，结账时，店主人开起了玩笑：“看你长得有点像马兰，便宜你五角！”
我说：“是嗬，就因为有点像，她还乐滋滋地给马兰写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叹了一口气：“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与店主人这样一来一往还会胡诌出什么来，赶紧把我拉开，回家。
路上想起，总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两个谁更有名？”我立即抢先回答：“当然是她，连坏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个重要证据：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风景点玩，那里刚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
当然，我向记者隐瞒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我说：“也许靳羽西搞错了，不是说亚洲，是说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极洲！”她认真地自语：“对，好像南极考察队里女性不多，没准倒评得上。”
我在电话里问靳羽西，是不是搞错了一个洲，羽西笑着说：“你们真逗。我们可是在很大范围内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问卷调查，才选出来的。”
我放下电话就说：“那就别紧张了，问卷调查不是科学评选，光凭一个朦胧印象，只说明你人缘比较好，算不得数，人家也不会当真。”
那年在台湾，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在送别我时顺便打听：“我这个老和尚一般不看电视剧，但前不久在美国竟然用两个通宵看完了一部，叫《严凤英》。我想请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会，你能联络到吗？”
我说：“能联络到，比较方便。”
从路边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时。她说：“赶快睡觉，你七点多就得上飞机，六点钟就得起床。”
上飞机是去北京，送这部书稿，早就与作家出版社约好的。现在我的书被疯狂盗版，各种各样的版本充斥书市，演讲录、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话语》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刚有这个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了，望边的文章是胡乱凑的，连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进去。这使我和出版社紧张起来，警觉到盗版者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不能不作出决定：书稿不邮寄，由我亲自送，出版社副社长白冰先生和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十到机场接；改变书名，新书名严格保密；从编辑、印刷到装箱全过程，作者姓名和书名都换成假名，拆箱时间和拆箱人员统一安排……
前不久召开全国图书订货会，我的这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这一来，书稿的传递更需要封闭式地一环扣一环，不能有闪失。
妻子笑了，说：“好端端一个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书，怎么反倒像在偷卖海洛因？”
以前，她对盗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劝我不要生气，权当在庙宇间免费发放慈善读物。但当她后来知道，盗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几十万册，近于用白纸印伪钞；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这批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写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躲躲闪闪，她便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说，“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点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点，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你和出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子。”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含糊，我赶紧伸手关了灯。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子。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出。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春节前应该有一点经济收人。”
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道，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出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按摩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子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种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剧种，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种相当沉重的责任；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种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点，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处境。但她完全不会处理这一套，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坚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出，厂矿企业、油田码头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先生同时被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高部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身体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这种精神把当地的观众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鸡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水果、鲜花……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液？”我生气地问。
“我边输液边给你打电话，你感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出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椎疼得实在受不住，扒在床边上，让头从床沿上垂下来，长长的头发泻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不说话，我想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许她在流泪？我走近前去。
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说了半句：“我们家乡啊——”没再说下去。
“我们家乡啊——”这个句式、我曾从汪道涵先生那里听到过。汪老也是同乡人，那天正与我们夫妻聊天。
“我们家乡啊，历来是热衷内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点就会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变得生龙活虎。”这是汪老的话。
我是一个研究群体文化心理的人，从妻子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