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包括《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歧路》、《苍蝇》和两首《小孩》，都是鲁迅探望他时笔录下来。这些诗流露出更为浓重的迷惘彷徨之意，《歧路》344一首尤其明显：“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吾师乎，吾师乎！/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5）
六月二日周作人到西山碧云寺养病，九月二十一日返家，十月重回北京大学授课。养病时所写《山中杂信》345，揭示自己的心境说：“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共产主义”、“耶佛孔老的教训”大抵与他曾经宣扬的新村同属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尼采的超人”、“善种学”和“科学的例证”则与此相对立。及至下山前不久，还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此种思想上的两重性，对于周作人来说是新的气象，以后一直延续下去；要而言之，其一趋向“兼济天下”，其一趋向“独善其身”，分别与他身上的“流氓鬼”和“绅士鬼”相呼应。——《山中杂信》是写给《晨报》的编辑孙伏园的。他本名福源，是周作人在绍兴时的学生，一九二〇年进《晨报》编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该版扩展为《晨报副刊》。孙伏园所编《晨报》第七版和《晨报副刊》之于周作人的意义，犹如从前的《新青年》及《每周评论》。
西山养病期间，周作人读了多部佛经。“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346或为家人带来，或向佛经流通处函购。以后他说：“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戒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尝举食肉戒中语，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加以说明云，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又盗戒下注疏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我曾屡致其赞叹之意。”347与十六年前那次阅读佛经相仿佛，这回对于周作人来说，又好比一场精神洗礼。“明智通达”、“博大深厚”的气象，以后也在他的笔下显现出来。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6）
与此同时，世事亦在他的关注之中。“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348他写了多篇抨击现实的杂文。其中《碰伤》349系针对新华门前军警殴伤索薪教员事件而作，又是用的“别扭的写法”。他说：“事情出在六月上旬，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350
《美文》351也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之作。其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352作者提出：“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现代文学史上的随笔或小品文，即由此发端。而自觉地表达有关白话文的文体意识，这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并不限于随笔写作。“文学革命”至此才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353的程度更上一层楼。周作人曾举自己的《祖先崇拜》为例说：“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354这也可以用来批评包括周氏在内的第一代白话文作者此前多数文章。胡适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355正道着《美文》及周作人等随后将此种文体意识付诸实践的特殊贡献。前述《山中杂信》、《碰伤》，以及先用日文后用中文写的两篇《西山小品》，就是周氏最早一批美文之作。
周作人说，他在西山“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356。周氏开始自学世界语尚在此前，一九二〇年九月二日“阅Jones世界语教本了”，十月二十日致长岛丰太郎信中则云：“我正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357九月二十三日“译世界语小说二篇”，即波兰普鲁斯作《世界的霉》358和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作《一滴的牛乳》359，是他这方面最早的译作。周作人宣传新村时即已提倡世界语：“将来因时势的需要，可以在国语上更加一种人类通用的世界语，此外种种国语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当办法；而且不仅言语如此，许多事情也应该如此的。”360现在学习这门语言，则有如当年学习俄文，旨在搜罗难得的材料，以便从事移译。他也就掌握了除英文外的第二种译介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的手段。以后他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事实上是不十分适用的，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联合，即如‘希望者’的世界语实在也只是欧印语的综合，取英语的文法之简易，而去其发音之庞杂，又多用拉丁语根，在欧人学起来固属便利，若在不曾学过欧语的人还是一种陌生的外国语，其难学原是一样的。”361不过因为周氏精通英文，自无此种困难；养病期间，据此译出波兰戈木列支齐（Wiktor Gomulicki）362作《燕子与胡蝶》、普鲁斯（Boleslaw Prus）作《影》、显克微支作《二草原》、科诺布涅支加（Maria Konopnicka）363作《我的姑母》，推忒玛耶尔（Kazimierz Tetmajer）364作《故事》等。此外还译了十多篇英文和日文作品。《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也在这时完成。他虽在病中，著译仍颇为高产。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7）
一年多前，鲁迅替周作人代写《域外小说集》新序，谈到“当初的计画”是“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现在他们又开始酝酿性质相近，然而规模更大的计划。这便是《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病愈后，两项译事陆续完成。与此前出版的《点滴》一样，《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仍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为宗旨，即如周作人在序言中所说：“而且我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激；我们现在虽然几乎忘却了《民报》上的文章，但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我们当时希望波阑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实不下于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大约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国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历来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收录的是《点滴》之后他这方面的十八篇译作；与《点滴》不同的是，还将鲁迅所译九篇和周建人所译三篇一并阑入，这就更有承袭《域外小说集》的意思了365。
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日本小说是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发表于《新青年》。现在他与鲁迅打算专门编译一本集子，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经过反复讨论，周作人于八月拟出目录，以后又有修订366。他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367《现代日本小说集》专门介绍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文学，与《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及《点滴》之涉及多个国度、不同年代自有差别；就编法而论，《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均照录各篇在报刊发表时译者所撰附记，《现代日本小说集》则由周作人重新编理一份作者介绍，附于卷末，体例更其严谨。可以说此乃“选集”，彼为“汇编”。其一致之处则在于所推举的均非英法德美等外国“主流文学”。周作人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368所强调的正是此种独到的取舍倾向。他自己选译的日本现代小说，与《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所收篇章有一点相近，多为细腻委婉、悲哀寂寞之作。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和现代日本小说总的方向下，周作人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口味，大旨仍不背离当年《哀弦篇》中所说，而更趋质朴含蓄；“悲天悯人”四字，约略可以概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编就；《现代日本小说集》则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完成，收录周作人译作十九篇，鲁迅译作十一篇。二书由胡适经手，分别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六月列入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出版。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8）
一九二一年十月周作人通过英文转译了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妓女对话》中的三篇，即《大言》、《兵士》和《魔术》，十一月翻译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情歌》，十二月翻译朗戈思的小说《苦甜》369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还有重新翻译的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割稻的人》和海罗达思的拟曲《媒婆》，均在《晨报副刊》“古文艺”一栏发表。此前他在病中写过一篇短文《胜业》370，有云：“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他打算“行贩”的显然不止是《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之类，还扩展到古典作品。这与不到一年前他的意见颇有不同，那时说：“陈胡诸君主张翻译古典主义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此刻，大可不必。那些东西大约只在要寻讨文学源流的人，才有趣味；其次便是不大喜欢现代的思想的人们。”371现在他恰恰是从中发现了“现代的思想”，就像关于路吉阿诺斯的对话所说：“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所以译他出来。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存。”372此种眼光，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之译介希腊拟曲。但是这回意味着他的思想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道主义思潮为依靠，逐步转向以古希腊文明为根据；而在他看来，“希腊是古代诸文明的总汇，又是现代诸文明的来源”373。可谓“追根溯源”。“人情”一词，也可形容周作人对包括狂言等古代作品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化的把握；而他对狂言的欣赏还在于趣味相投——这与古希腊和他的关系相比，要更具体一些。就像他所说的：“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学之一种，用了当时的口语，描写社会的乖谬与愚钝，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白，所以没有那些俗恶的回味。”374这是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和日本狂言的起头，以后两方面都卓有成就：前者晚年有直接译自古希腊文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后者先出版了《狂言十番》，又增补为《日本狂言选》。
五
周作人说：“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开始我的所谓文学店，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一栏。”375从作为开场白的《自己的园地》起，到最后的《情诗》，共十九篇。开宗明义就讲“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其中或申说文学观念，或具体评骘作品，以后被阿英誉为“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376。后来他即以这年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分界：此后“写批评文章”，此前“多翻译外国作品”377——《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后，有关“弱小民族文学”和现代日本文学的翻译较之先前明显减少。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9）
周作人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378《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来有关言论，都可统摄在这一观念之中，只是前后侧重略有不同罢了。从前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说：“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此时则说：“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379其间不无差异，但并非对立；区别在于现在他虽不排斥文学的功用，却也不再那么强调。对此他在先于专栏写的一篇《文艺的讨论》380中讲得最清楚：“我以为文艺是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