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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一九一〇年据丹福特（Beatrice Danford）175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A Sárga Rózsa）。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从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176现在大哥不在身边，他则过着如自己所说的“游惰的生活”177。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2）
《黄蔷薇》系育珂摩耳一###三年所著“牧歌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178，译本初名《黄华》。周作人说：“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179所谓“以人国故”，仍可归结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一贯立场；“以艺术言”，则为译者素所强调，而这小说更写得宛如优美的诗篇一般。由此书还可上溯至古希腊牧歌诗人谛列克列多思和田园小说作者朗戈思（Longos）180，这与有关风土人情的介绍，都属于周作人新的兴趣所在。以后他更直接译介了谛、朗两位的作品。对周作人来说，《黄蔷薇》好似一座桥梁，把“弱小民族文学”与古希腊联系起来；就像当初他译《红星佚史》，将曾经推崇的林译小说与希腊神话联系起来一样。此书译成，久久未能面世。也许是仍取《域外小说集》一路译法，小说内容又不以情节取胜的缘故。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托蔡元培以六十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过了七年，方获出版。
周作人侨居日本，对该国政治无所关心，然而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以谋杀天皇罪名处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却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 ”181。后来他说：“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为一转折点。”182这可能也是周作人认识日本的转折点。谈到日本，他总是赞颂其美好者而攻击其丑恶者，后一态度大约即肇始于此，虽然写为文章，还在多年以后。而在当时，他所论议的却是中国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为《炭画》写的小引有云：“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乃系针对朝廷当时所搞的假立宪而发，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183。此种不为表象所蔽而直达本质的眼光，嗣后论及时事，常常有所体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绍兴公报》揭载的《文明之基础》一文则云：“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可闻当初与鲁迅同为《河南》撰稿的遗响。周氏发表了两篇《古希腊之小说》184，分别讲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诺斯的《信史》（Alêth？n Diêgêmat？n）185，是他有关古希腊文学最早的介绍文章。这一年里，他还曾“为《绍兴公报》作《安兑尔然传》、《希腊拟曲》、Ephtaliotis著《老什诺思》”18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五月鲁迅东渡，促其返国。大约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18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预言的，故国“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188。不久周作人写诗一首，抒发对于将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怀念之情：“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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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1）
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189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190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191，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偅＇，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以后他说：“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又说：“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193在因革命元勋陶成章被暗杀而作的《望华国篇》194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为鉴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观”195，实即肇始于此；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196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2）
周作人有关革命运动的思考，归结为《庸众之责任》197中所说：“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正与鲁迅当年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一脉相承。不久后，曾经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友人范爱农之落魄、惨死198，似乎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周作人因而发出“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199的感慨。《望越篇》曾经鲁迅修改；周作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也与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越铎日报》上周作人这组文章，可谓鲁迅所倡导的“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200的具体体现。
一九一二年三月，经朱逷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五月十六日，儿子出生，取名丰丸，后改丰一201。因需服侍产妇，从日本接来小姨羽太芳子，两年后成了他的弟媳。六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旧同门朱逷先、钱玄同等皆与共事。“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七月，因患疟疾，告假回家。“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202周作人第一次官员生涯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鲁迅已于当年二月赴南京###任职，五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一九一三年三月，周作人被选为县教育会会长；继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又请他教英语。他在日记中分别说是“允暂担任”、“暂任之”，两样差事却都干了整整四年。与第五中学所订合同规定：每周课时十四小时，月俸墨银五十元，超时加奉。四月十四日，周作人首次赴校授课，学生为二三年级，每周十六小时。至八月，改为每周十八小时，月俸六十八元。在教育会的工作，亦于这年四月开始。“我在教育会里，也是无事可做，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所以要办点事业，除雇用一个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印行一种教育杂志，以及有时调查小学，展览成绩，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203教育会先组织学术讲演，后议决“改讲演为月刊及调查”204，所办《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由周作人编辑。十月，第一期面世。一九一四年八月《月刊》第十期印行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篇幅有所增加，仍由他编辑，于十一月出版第一期。周作人说：“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205他曾将这与《域外小说集》、计划改译《圣经》一并列为自己失败的“复古的经验”206。从一九一三年九月起，周作人还在成章女中兼课一学期，仍教英语。他的两个女儿静子207和若子，分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五日和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
周作人传 第三章 一九一一（3）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间，周作人共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和《绍兴教育杂志》发表了五十余篇文章。有作有译，以关乎儿童问题者为主。此固为其职司以及杂志性质所决定，也是他这段时间主要兴趣所在。周作人用儿童学的理论来考察儿童教育，侧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儿童文学研究，兼及儿童教育的其他方面，说得上是认认真真做的一门学问。这可以溯源于留日时期：“以前因为涉猎英国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208于是由人类学而及于儿童学：“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莱贺尔（Stanley 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209周作人起手从事该项研究，尚在进入教育界之前。一九一二年十月，作《童话研究》；次年八月，又作《童话略论》，“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210现在自己办有杂志，遂又写了《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几年后他到北京，重新提倡儿童文学研究，就中基本看法，在上述文章均已有所揭示。周作人尝自我评价其“儿童文学小论”云：“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211
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