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英是个直心眼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儿，亲友都担心她从与寡母弟妹相依为命的小家庭，嫁到有公公、婆婆和许多兄弟的三四十口大家庭做儿媳妇能相处吗？但含英却一点也不担心或害怕，因为从小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中，他们姐弟跟亲友都是和谐相处的。
五月，是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承楹和含英都没有中国迷信和西洋迷信，当时的结婚习俗是新郎、新娘坐汽车，车窗的窗帘要拉下来，车前还有一组打洋鼓、吹洋号的乐队在街上慢走，把新郎、新娘送到礼堂，这些他们全免了。两家家长把婚礼交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请了三位音乐家朋友在婚礼上伴奏，老志诚弹管风琴、关紫翔拉小提琴，雷振邦拉大提琴。这三位当年常常合作为朋友婚礼伴奏。许多年后，老志诚写的“牧童之乐”，雷振邦为“刘三姐”、“五朵金花”等电影谱曲，也都风靡一时。不过协和礼堂的管风琴，却在文革时被砸烂了。
婚礼的证婚人是仁虎先生最亲密的老友，旧文学家赵椿年先生，“赵椿年”这三个字在北京的许多书籍、古玩店的招牌匾额上很常见。女方介绍人是含英表舅张我军，男方介绍人是仁虎先生担任财政部次长时的亲信部下、担任过司长的王槐青。王槐青的儿子王光超和夏承楹是中学同学，两人是好朋友。王光超有一个弟弟王光英、一个妹妹王光美，王光美后来嫁给刘少奇。伴郎虞积刚是夏承楹中学同学、排球队友；伴娘许业云是学艺术的，是含英的好友。男花童是爱珍牌友、眼儿胡同王姨太太的孙子；女花童是夏家大房的大女儿夏祖芳，祖芳有一双黑白分明、圆溜溜的大眼珠，乖巧可人，最得这位新六婶的疼爱。
结婚礼服是含英参考外国服装杂志，自己设计，买了白软缎请裁缝做的；头纱是在王府井大街印度人开的力古洋行买的；头花是在东安市场订制的白缎玫瑰，正好配上白缎礼服；手上捧的是她最喜欢的白色马蹄莲，漂亮典雅。
婚礼虽是新派，两位亲家母穿的仍是旧式的“补服”，上身是大红织锦上绣着鲜艳的大牡丹，下身是宽大长裙，下摆绣有龙凤图案。两位亲家母个子不高、体态丰腴，站在一块儿就像是姐妹俩，只不过一个是台湾板桥镇上的美丽乖巧女孩，一个是江西九江绸缎号的女儿。林亲家母比夏亲家母足足小了三十岁，那年她才三十七岁。
婚礼当晚回到夏家，堂屋又摆了一桌酒席，新婚夫妇坐首席，公公和婆婆都坐在主人的座位。婆婆依正式礼俗向这对新人倒一杯酒，含英接受长辈的敬酒后，就完全是子媳的地位，住进属于夏承楹的小楼，开始了大家庭的生活。
含英也依“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规矩，不过，因为夏家有厨子，所以她抓了把米往锅里一放就回房了。之后，她为丈夫手工缝了一条裤子，这也是老规矩。
他们结婚后一个月，七爷夏承楣也娶进了女友周国淑；再过一个月，最小的九妹，柔美善良的夏承瑜也出嫁了，嫁给了她上海音专的学长、天津人张隽伟。娶进两个，嫁出去一个，对这个古老的大家庭是件可喜的事。尤其含英和周国淑这两个新派又漂亮的年轻媳妇，给这个老家庭带来新气象。在这之前，夏家几个儿子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从老六夏承楹、林含英这对开始，才是自由恋爱结合的。
5。小楼生活乐趣多
含英常回晋江会馆看母亲和弟妹，她安排三妹燕珠去广德打字学校学中文打字，当时会中文打字的人还很少。燕珠毕业后，很快就在北平建设总署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她又安排弟弟燕生去念高工，妹妹燕玢念助产。含英心里明白，林家的孩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怕不能生活。弟妹们都很乖，全听大姐安排，大姐就是爸爸，大姐也是妈妈。
打字这门手艺使燕珠一生受用，她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从上海纺织大学教务处退休。而燕生也学有专长，是位杰出的工程师，前些年才从台北公职退休。
妈妈爱珍常上永光寺街含英的小楼来。个头小，说得一口闽南腔北京话的“林亲家母”，不亢不卑，风趣亲切，在这个忠厚的书香大家庭很受欢迎。有时疼爱含英的张我军舅舅和罗心乡舅母会来小楼看他们，心乡舅母皮肤干，婆婆还教她要多吃猪油。
春明女中、北平新专的同学最爱上小楼来找含英。二楼推窗出去，有一株丁香树，枝桠漫开。小楼上布置得典雅温馨，窗帘、桌布都是含英自己设计缝制的，还做了两个一粉一黑沙发靠垫给春明好友吴金玉。她也自己设计衣服、做衣服，朋友看了赞美，含英会照做一件奉送。含英像爸爸妈妈，一生爱穿漂亮衣服。
来永光寺街的人，一登上小楼，就能感受到与楼下大家庭拘束的气氛不一样。小楼上没那么多规矩和束缚，多了一些随意和自在，那是夏承楹和林含英的风格。
这个中国旧式大家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和离乡背井、孤儿寡母的林家不同。林家在北京没有根，林家的根在台湾。聪慧的含英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她天生有志气，很快就融入这个家庭。她在夏家，在夏承楹身上见到世面，看到了一个深厚开阔的人生。当时和夏承楹来往的一群朋友，都是和他一样的世家子弟，家学渊源，勤学努力。聪明的台湾姑娘，在北京落户的夏家见到了真正的京派作风。
当时夏家大房的几个孩子祖芳、祖勋、祖炽，都爱上六婶的小楼，这儿有好看的故事书，好吃的零嘴，还有就是六婶、六叔都疼孩子，任他们在小楼上打滚玩乐，没有不准这、不准那的，永光寺街的小楼成了这个日渐凋零的古老大家庭里的一道阳光。夏家的晚辈都和六婶亲得很，含英把夏家人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爱护，她一生就重亲情，她觉得亲人之间一定要包容，绝不能搅翻。因为，一个亲情饱满的人最快乐。
林海音和夏承楹结婚五十周年时，他们的老友作家彭歌写了篇《京味儿的一对》祝贺，其中就有这么一段：“北平的旧家大宅，嫁出门的女儿回娘家时，被称为‘姑奶奶’，往往享有甚高的发言权。我觉得海音就有那样的‘姑奶奶’遗风，调和鼎鼐，排难解纷，是一个不可少的人物。”
6。有了第一个孩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接着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报纸办不下去了，《世界日报》不得不关门。含英和承楹都失业了。含英在家待了一阵子，公公介绍她到师大图书馆工作，被分配到编目部门。每天，含英在图书馆堆满了书籍的小阁楼里认真地学写卡片，数点、横、直、撇、捺，排列十进分类法的号码。能多学一样东西，她总是很高兴的。为了分类编目古书，她还向公公请教目录学和国学常识，公公很高兴，他的几个孩子虽然都念了大学，但是没有一个是继承他学旧文学的。现在含英来请教，他当然要好好地教教她。公公把公羊谷梁、先经后传的道理都详细地说给她听，含英觉得受益很大。
含英对整天四处访问名流夫人早已不感兴趣了，现在每天能在书堆里博览群书，如鱼得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几年的图书馆工作，养成她往后搜集资料、保存资料，以及编目的兴趣和习惯。
在师大图书馆工作时，有天她看到一套书叫《海潮音》，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就用了其中的“海音”二字做笔名，开始写点不同于过去的采访文章，在报上发表。采访工作使含英对社会上许多现象、人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她觉得把自己的主观看法置于身外的客观写作，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写作欲望，她要发挥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遂由新闻写作走上文艺写作。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含英在协和医院生下她和承楹的第一个孩子，一名健康的男婴。孩子一生下来，夏承楹立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家禀告母亲，老太太马上叫人点一炷香，朝着院子拜谢菩萨保佑，“六奶奶生个大儿子”的消息立刻在大宅院里传开了。男婴依夏家“祖”字辈排，取名祖焯，小名小一子，因为他在祖字辈排名十一。
含英住了几天医院，抱着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婆婆磕个头说：“娘，给您道喜了！”含英虽然新派，对大家庭的习俗却一点也不马虎，更不排斥，她乐意遵从那些老规矩，只要老规矩合情合理，让大家快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她保持着这些中国传统的礼俗，一直到老。
初为人母，没有经验。小一子冬夜常常啼哭，有时吵得楼下老太爷半夜披着皮袄上楼来，抱过去哄。孙子那么多，他从来没有那么关心过。祖焯小时候备受家中长辈及堂兄姐们的喜爱。
夏家二嫂这时已带着几个孩子从上海回来，因为原在上海盐务总署工作的二哥承栋随着工作单位迁到内地去了。瘦小的二嫂是夏老太爷的老友曾任国务院统计局长吴廷燮的女儿，她的年纪比含英的妈还大。二嫂个性开朗，喜欢说笑，夏家这两个最老最小的妯娌感情最好。二嫂常常上小楼住一两夜，帮忙照顾祖焯。含英这行六的媳妇受到公婆哥嫂的呵护，让她感到大家庭人手多，互相帮忙，多少减轻了职业妇女的负担。含英一向喜欢亲族，又能与人和谐相处，对中国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某些方面是很肯定的。
祖焯从小聪明顽皮，有一次从十几阶的木楼梯上滚下来，因为冬天棉衣穿得厚，竟毫发无伤。后来夏承楹想出个办法，在上楼的门口装了个小门，大人可以开，小孩不会。等到他会了，也不会摔了。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大木箱，里头装满了沙子，摆在院子里让祖焯玩。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那时北京人没听说过为孩子订做个沙箱，让孩子玩沙的。夏承楹从外国杂志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可以效仿，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当时二房的老四夏祖考上上海交大工学院，念了一学期就因肺病休学在家。祖爱看书，白天含英、承楹上班，就让祖上他们的小楼看书。当时二房五个孩子，有四个肺病躺在床上。含英、承楹不怕被传染，尤其是自小胆大的含英，常常去探视这几个养病的兄妹。喜欢帮助人、有人情味是林家人的特性。“六叔、六婶对我特别好，六婶常从图书馆带书回来给我看。我的英文后来好，走上教英文的路子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六叔也常会拿他自己发表过的稿子给我看。他把发表过的稿子贴了好几本，内容很丰富，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本叫《敝帚集》。”七十四岁的祖回忆道。后来祖病愈，重新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
沦陷时期，祖在上海，夏承楹写信给他，托他买英文版的《读者文摘》，想看看中国之外的人怎么看世界。夏承楹不买日本人制造的收音机，因为这种收音机只能收听日本电台节目，他不想只听日本人报的新闻，他想听听美国人怎么说，他的收音机可以听到外头的英文短波，这样就知道战争打得怎么样了。有一天，突然有人来检查，含英很机警，马上跑上小楼“哗”一下子把天线拉断，塞在桌子底下，才没被查出来。
1。台湾的半个文坛
“海音在家吗？”有人在敲我们的玻璃窗问。
“在家，在家，请快进来坐。”母亲掷笔而起，欣然应道。
“是琦君阿姨来了！”我们跑到院子里迎接。这只小手接过她自制的红豆糕，那只小手送上一双绣花拖鞋，我们都受了母亲的感染，最喜欢家里有客人。琦君阿姨刚脱下鞋，我们的小脚就迫不及待套进她那双用白粉加水抹白的缕空花半高跟鞋里了，姐妹俩轮流穿着在院子里吧嗒吧嗒、摇摇扭扭地走，一直到母亲喊：“进来吃红豆糕喽！”
我们一人拿一把小板凳端坐在琦君阿姨面前，听她说话。她身上那件自己绣的珠珠毛衣真漂亮，上头总有上千个小珠珠吧，我想。她满肚子的故事、笑话和典故，真好听，我入神地望着她那两颗各缺了一个小口的门牙听着，突然我问：“潘阿姨，你的牙齿怎么掉了一块？”“不是掉了，是我从小一边听大人说故事，一边磕瓜子，磕出来的。”说着，她熟练地把瓜子送进嘴里，对准了那个缺口就一咬，“咔嚓”一声，瓜子裂开了。一会儿工夫，桌上就是一堆漂亮的壳了，一颗也没吃歪过。
正值青少年的祖焯走进来，看见一群女人在客厅吃瓜子聊天，他一本正经地说：“男人不能吃瓜子，男人一吃瓜子就成了女人了。”
琦君说话又多又快，旁人插不上嘴，父亲曾说世间有三件“不断”事务：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二“抽刀断水水更流”，三是琦君的谈话。琦君阿姨真会说故事，我们常常听着听着眼里盛满了泪水。她不但会说故事，还会学人说话：四川腔、上海话、山东话、湖北腔……还有模仿紧张大师张秀亚阿姨、“糊涂老乡长”沉樱阿姨……母亲也以纯正的北京腔模仿各种方言的荒谬。她们观察力真强，记忆力真好，说起话来就像画家画画一样，总是把那最精彩的一部分框出来。
父亲在纸门里三个日式榻榻米的三叠室写他的《玻璃垫上》，信差老詹在门口等着收稿。写完稿，父亲轻松地拉开纸门，看见一屋子的女作家，说：“我有好茶，我给你们泡茶去！”父亲不会吃瓜子，不会敬烟，不会敬酒，但会敬茶。他泡的好茶就像他那个人，溶入了多少代中国家庭的书香，是要慢慢体会的。
如果说母亲是太阳，父亲就是月亮，他们的光日夜照射着这个家，这家里的孩子是有福的孩子。
有人说，半世纪以来，何凡、林海音的家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写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风；不写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从此变成文人，甚至也进入了文坛。
余光中在香港中大执教的那些年，每次回台北，都会受邀到林海音家与文友聚会，他有一种“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湾，向文坛报了到”的感觉。女作家潘人木退休后，经常到美国探儿女，每回回到台北都特别高兴，因为“台北有一间屋子，里面的灯光特别温暖，而灯光下又有两位特别可爱的人——海音和何凡”。林海音像块磁石，“吸”来四面八方的友谊。
夏家在台湾最早的客厅是在台北城南重庆南路三段。他们在那幢日式榻榻米的房子住了二十五年，那个六叠大的客厅孕育了四个子女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林海音早年写作、主编《联副》十年、主编《纯文学月刊》都在这个时期。
之后，夏家搬了两次家，一次是因为原来的平房改建公寓；另一次是改建后搬进去，这两次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等到纯文学出版社基业稳了，赚了钱，一九七六年，何凡、林海音带着最小的祖葳，搬进台北东区一栋公寓的六楼，这也是他们住的第二久的地方。直到九十年代初，何凡自《国语日报》发行人的职位功成身退，此时四个子女全在国外了，他们觉得需要一个安全清幽的环境，才搬到东区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一幢大楼，直到现在。
不论是住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一段时期，夏家温暖的客厅永远是敞开给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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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夏夜之梦
有一段时期，大概是三十年前吧，台北市有了一座荣星花园，满园法国式的花坛、凉亭，种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爱花的母亲喜欢上荣星花园看花、照相，我们在那个花园留下不少美丽的照片，那年母亲五十，我们也正值青春年华。
有一天，母亲突然说：“咱们这次请客为什么不移到荣星花园呢？地方宽敞，也凉快些。”于是，她开始构想要安排成怎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