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论证在公司市场规模较大或是在竞争不足的条件下并不适用。垄断企业就是即使歧视也不会破产的极端例子，但是这些企业确实要为歧视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成本提高，利润降低。假如这些公司是由私人所有的，那么对老板们来说，歧视所带来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私营部门，多数情况下歧视行为不会出现。
Q：如何消除职场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问题？（2）
假如公司经理（不是公司的所有者）参与歧视行为，那么股东（通过董事会的决定）从逻辑上来说会对产生的利润下降提出抗议，歧视行为也因此很有可能被制止。股东们对公司拥有所有权，经理的歧视行为会给公司的利润、分红以及股价的上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偏见产生的歧视绝大部分可以通过市场得以解决。
年龄歧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参与年龄歧视是合情合理的。由于有时候对应聘者的生产能力进行精确判断会非常耗费财力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时年龄歧视会是一个经济有效的办法。经理一般都有理由认为年纪大的人请病假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因此会对公司造成损失。尽管某个年长应聘者的身体状态非常好，但是公司无法预知这些，因此只能按这个年龄段（所有年长者）的一般身体状况来衡量眼前这位应聘者。注意：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产生偏见。
另一个例子关于处在育龄的女性，这些女性员工有可能会选择请假生孩子，公司也因此会蒙受一定的损失。虽然她们可能会在分娩前后尽量少请假或者决定不生孩子一心工作，但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无法预知这些情况的，因此当两个同等能力的应聘者摆在眼前，其中一个恰好是育龄女性，按常理公司会把机会给另外一个人。
为了更好地消除就业歧视，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反垄断法》，即对垄断企业进行拆分来控制其市场规模，目的是更好地为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这样就可以结束由偏见带来的歧视（虽然说结果仍有不确定性）；探亲假制度主要是对付统计歧视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即对育龄女员工的歧视，但是探亲假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反垄断法》和探亲假制度，我们还有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政策，那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劳动力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和少数群体成员在社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最好的佐证。专家建议（我相信专家），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孩子的教育，因此我们必须解决比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消除贫困和优化家庭结构。
值得振奋的是，职业女性尤其是年龄在20~30岁的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这是因为女性从整体上与男性相比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教育中女性比例要大于男性，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我们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从前大部分职业女性在择业时只有几个选择—护理、教师或者文秘工作，因为大家认为只有这些工作才是女性的正常（可以被接受的）职业，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并不受此约束而成为医生、律师，甚至警察。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另一个变化使已婚的中产阶层女性能够出来上班。以前社会普遍认为一个中产阶层女性在婚后选择继续工作不是一件“正常”或“有尊严”的事。
仅用“今非昔比”来评价我们这个新世纪简直太过轻描淡写了，如今女性出现在经济领域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也加入就业大军。至于已婚女性为什么要继续工作，我想主要有两个经济原因。第一，家用电器（电冰箱、洗衣机、干衣机等）的广泛使用使得家务变得不再耗时耗力。第二，超市的出现也让购物变得轻松省时，人们可以在一个地方购买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些经济因素伴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变，男性也开始承担起一部分家务。但是女性之所以能够广泛地参与工作，归根结底还是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
回到对少数群体成员的歧视问题，我们不得不看到，当一个白人应聘者和一个来自少数群体的应聘者都是高中辍学，或者都是高中毕业生在竞争同一职位时，白人被选上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歧视，不管是基于偏见还是基于统计数据。但是随着两个应聘者在教育和培训上的“人力资本”不断增加，存在的歧视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也是为什么专业过硬的少数群体成员通常在经济上会获得成功的原因。
反歧视法律和积极补偿行动是否真的有效还值得商榷，而且早已整合到大多数问题的处理中去，可供发挥的空间已经很小。员工、家长和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和培训上，只有真正提高目前和将来员工的生产力水平才是结束就业歧视的最好办法，同时还能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
Q：给CEO们少发点年薪和奖金，会让企业丧失竞争力吗？
经济学有提到管理层的薪水吗？是的，经济学确实有介绍过管理层的薪水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公司CEO的薪水通常是以激励机制的形式发放的，这样他们在作决定时就会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理想的状态是CEO应该将公司的长远利益最大化。如果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就不会有动力（不考虑道德因素）去勤奋创业，也不会在产品、生产和开拓市场上有所创新，这样对公司来说非常不利。他们只会按部就班，日复一日地做好分内的事，然后心满意足地领他们的工资。
为了激发CEO的创新精神，CEO的薪水必须与“激励方案”挂钩，实际上各公司通常也是这样操作的，以公司业绩为基准发放奖金（将奖金与公司的利润或者是股票价格挂钩）。同样，股票也可以作为激励方案的一部分，当股票价格暴涨的时候，CEO的身价也会大幅度提高。不过问题也随之出现，有些CEO只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短期利益上，只在意今明两年的短期利润，只关心当前或者是近期的股价，这样就会为公司的长远利益和股价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公司的股东（还有投资者以及投资顾问）对公司的收益和股价十分关心，CEO不得不顶着巨大压力，并以超常决心以及勇气去采纳一些对公司长远发展有利的观点。
公司股东通过选举成立董事会，再由董事会决定CEO的人选和薪资方案。在很多公司，CEO同时担任董事会主席，目的是给他们更多管理公司的权力。大家也许会想（这回很有可能你的想法是对的），董事会有时候并不能有效地对CEO进行监督，因此会损害广大股东的利益。
至于“给CEO们少发点工资和奖金，是否会让企业丧失竞争力”这个问题，无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常识来看都可以说成“一分价钱一分货”，能力强的CEO获得的待遇肯定要比那些经验、学识、成绩相对较弱的CEO高。如果一家公司为了省眼前的小钱，雇用一名能力不够强的CEO，那么公司利润、股价，甚至公司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公司的竞争力会因此下降，如果所有公司都这样，那么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也会跟着减弱。
但是，以法律或是经济的标准来衡量，有些时候CEO的薪水确实太高了。董事会有可能会被一个能说会道，却没什么能力的CEO欺骗。CEO也会有违法的行径，比如私吞公司资产，或是作出有损公司声誉的举动。董事会在聘请某人作为公司的CEO之前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在签订雇用合同的时候写清楚激励方案，并且长期监督CEO的行为。
Q：官方发布的失业率数据是否低估了实际状况？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来解决后一个问题。美国的官方失业数据由美国劳工部的下属部门劳工统计局负责统计，每个月发布一次。若能对美国每一个处在工作年龄的人都进行调查统计自然再好不过，但是这样做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本没这个必要。美国劳工统计局每月会对6万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这6万户家庭来自于美国各州，通过运用一系列复杂的统计技术以及美国劳工统计局对于失业的定义，最后得到的结果将会与美国全民普查的结果非常接近。这些抽样家庭将会回答他们在“参考周”（即每个月包含12号的那一周）的一些情况。
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就业情况分为4类，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在参考周的具体情况都可以在这4个类别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类，为了更好地了解整个统计过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4个类别：
第一类？16周岁及以下和公共机构人口：这一类包括小于16周岁的公民、现役军人，以及公共机构（如监狱、精神病院等）收管人口。美国劳工统计局至少在统计失业率这个问题上对这类人没有任何兴趣。
第二类？就业人口：这一类指在“参考周”拥有工作的人，包括带薪工作（只拿一小时的工资也算在内），超过15个小时的无薪家庭工作（在家族生意或企业帮忙的亲戚），还包括拥有工作但由于度假、生病、劳资纠纷、天气等各种原因没有在“参考周”工作的人。
第三类？非就业人口：这一类指暂时还没有工作，但是能够参加工作而且在“参考周”之前的4周一直在积极找工作的人。那些刚刚下岗还没有开始找工作的人也计算在内。那些在过去4周里没有积极找工作的人不能计算在内：仅仅是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或是上网搜索工作机会还不足以体现找工作的“积极性”，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填写过应聘信息、寄过个人简历、参加过面试，或是联系朋友或就业中心等具体行动才可以。
第四类？非劳动力人口：这一类指的是那些没有工作并且不愿或不必找工作的人，包括全日制学校的学生、退休人员、全职家庭主妇（夫）、一些不能工作的残疾人，还有那些干脆放弃找工作的人。
“劳动力”是指上述就业人口（第二类）和非就业人口（第三类）数量的总和。失业率就是非就业人口（第三类）占劳动力人口（第二类和第三类）的百分比，注意：16周岁及以下和公共机构人口（第一类）和非劳动力人口（第四类）在失业率的统计中是被忽略的。
现在我们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即统计数据是否低估了实际失业情况，大多数经济学家会作出肯定回答。他们之所以认为这个数据过低，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想工作却屡受打击，最终放弃找工作的“心灰意冷工作者”被归到了第四类，而不算在“劳动力”里—这种分类其实没什么道理。另外一个原因是认为兼职也算就业人员，并和那些拥有全职工作的人分在了同一类；美国劳工统计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兼职人员并不是不想拥有一份全职工作，他们只是找不到工作才暂时屈就一下。在我看来，这种分类也是不合理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有些人从事的是季节工这类短期工作，只不过恰好处在“参考周”内，他们也被认为是“就业人口”，与拥有稳定工作的人归为一类。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地下经济”的存在，包括非法活动（如贩毒）以及一些合法活动的非法运作（如未缴税的清洁工和保姆）。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在经济上是属于“就业”的，但是本人或是其家庭（因为很显然的原因）通常只会回答“没有工作”。假如把这类人计算在内，失业率会有所降低。
假如将“心灰意冷工作者”看做“非就业人口”，就会使美国官方失业率统计数据上升，但同时也更加贴近现实。政府虽然有能力作出更正，但迟迟不行动，因为仅仅为了使数据更加符合逻辑，就让失业率数据突然升高，在政府内部难以得到支持。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按理说应该是政府的中立部门，不应该对某个党派有所偏向，至于为什么不作此调整，我也难以理解。在美国两党进行政权交替的时候作调整也许可以避开政治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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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经济若要健康运行，失业率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
假如失业率长期低于经济健康运行所要求的水平线，结果将会是失控的通货膨胀和不断攀升的物价。工作随处都可以找到，企业也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更多人就业。假如失业率持续高于经济健康运行所要求的水平线就会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工作越来越少，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物价也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对经济有益的失业率水平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没有关系，经济学家将这个假想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
那自然失业率又是多少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自然失业率约为5％。但是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比例的变化。举例说明，年轻人比老年人换工作的频率更高，而且经常失业，如果就业人口趋于年轻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会因此上升。影响自然失业率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如果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很多公司宁愿提高原有员工的工资也不愿多招人，这样找不到工作的人也会增多，自然失业率同样也会上升。
由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员工创造的（称为“产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原理来计算自然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的经济总产出，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做两件事：第一，我们把通胀因素考虑进去，得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而通胀率是3％，那么实际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第二，计算出每一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这个趋势意味着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波动都被平均分摊到各个阶段中去，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条平滑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曲线。通过这条曲线，我们就可以大致计算出自然失业率了。
Q：市场猜得透吗？
我敢肯定你是在说股票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但是很遗憾，我的回答是“恐怕不行”。至于为什么不行，你看了下面这个幽默小故事就明白了。
这个笑话有些年头了，在经济学家中间广为流传，讲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朋友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地上放着一张100美元的钞票，那个朋友想弯腰去捡。这时经济学家开口了：“别傻了，如果那是张真钞，早被人捡走了。”由此可见，经济学逻辑有时也会出问题。
这个笑话想要传递的经济学常识是：就算你在电视或是互联网上发现某家公司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你也不要购买它的股票，因为已经太迟了。其他人早就入手了，疯涨的股票价格就是对这个发现的最好体现。从广义上看，股价总是预示公司收益的可靠信息。
讲这个笑话的人还想说明一个问题。你也许不相信，总有一些个人或机构能够从这些披露的新信息中谋利—通过内部消息（尽管有可能是犯法的）、处理这些信息的上级部门、得知信息后的反应比别的投资者迅速或是纯粹碰运气。这些个人或机构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确实可以获得收益（资本收益），那些迟了一步或几步的投资者就没那么走运了。以那个笑话为例，第一个捡到钱的人确实有运气，但是以后再也没有真的100美元钞票可以让别人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