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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航行三个月之后，到达南方的爪哇岛，看见各种值得注意的趣闻，本书以后将加以描写。离开爪哇岛后，他们沿印度洋航行了十八个月，才到达阿鲁浑的王国，在这段航程中，马可·波罗又有机会观察了许多事物，本书以后也同样要提到。这里要说的是，从他们启程到完成航行的这段日子里，大约有六百多名船员和乘客死去，三位男爵中也只有火者幸存下来，但是所有贵妇和女侍中只死了一人。
他们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王已去世多时了。现在由他的弟弟凯嘉图（Kiacatu）继位，王国的一切权力均由他掌握。波罗一家特地向新王请示，怎样安排此次护送来的新娘。凯嘉图答复道，应该将新娘配给先王的儿子合赞（Kasan）。合赞此时正驻扎在波斯边界一个叫亚博塞科的地方，为的是守护某些交通要道，防止仇敌的入侵，那里约有驻军六万人。
波罗一家奉命将新娘送到了合赞处，然后又回到了凯嘉图的朝廷，因为他们以后要走的道路正在这个方向。他们在此休息了九个月。当离开时，凯嘉图赐给了他们四面金牌，金牌长十八英寸，宽五英寸，重约三四个金马克，上面的铭文首先祈求上天眷佑大汗，使他的英名得以长期为人们敬仰，又宣布凡违抗本命令的人要处以死刑，并没收家产。
古代中国的船
铭文上又特别载明，在他的疆域内，三位专使所到之处，地方官吏必须小心款待，支付一切费用，必要时派遣军队护送。因此波罗一家所过之处，官吏完全照办，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有二百多骑兵的护卫。因为凯嘉图政府有孚众望，人民善于欺诈，甚至作奸犯科，所以这种保护措施实不可少。当然若在贤达开明的君王统治下，人民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波罗一家在归途中得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重游故地的一切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们沿预定的归程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特勒比遵德城，然后再转向君士坦丁堡经内革罗蓬特，最后平安回到了健康与财富的安乐乡——威尼斯，时间是一二九五年。
此时，波罗一家，特别感谢上帝保佑他们经过无数困难，安然返回，并感谢上帝将他们从如此的疲惫中拯救出来。以上的叙述可作为一章小引，主要是让读者对于马可·波罗在东方各地寄居多年所获得观察各种事物的机会有一种认识。
后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马可·波罗游记》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后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马可·波罗游记》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