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 第1部分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既屋，两对才子佳人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号）。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文坛领袖），侯方域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后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只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36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女子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而在戏剧、小说中，他们的形象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则她可以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能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继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至于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死后他的文集遭到查禁（乾隆朝）。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排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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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把戏。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操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讨曹操檄》和《讨武曌檄》鼎足而三。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之手（很大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澂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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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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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这年头，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有一天，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他们省有些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
　　我相信，厅长的话，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而且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警察是干什么的呢？三岁孩子都知道，抓坏人、维持治安的。一个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近乎失控，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过。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每支队伍管一片，对外不叫胡子，叫保护队，这片的老百姓，不给政府交粮纳税，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我们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张大帅，就是干保护队出身的；河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