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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为维持秩序，维持一种黑社会的秩序，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一样的秩序，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接受这种秩序。
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战乱和分裂。国家整体秩序混乱，地方政府*无能，只知道刮地皮，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治安与秩序，甚至只会扰害百姓，这种时候，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秩序之间，老百姓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于是，这种替代政府的二政府现象就出现了。一般来讲，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只有在政府特别失人心，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黑社会才会在市面上招摇，而维持秩序的警察，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因为穿制服上街，既讨黑社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由于政府失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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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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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黄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
《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中，首脑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教。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是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并列。中国人又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
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每殿阎罗都下辖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都下辖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
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在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
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10座，而且每座有16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的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