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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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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4）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
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
2004年3月20日，中国成都龙泉驿桃花故里。
龙泉驿是中国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桃树成林。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成都市民都要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施施然而来，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欢节。这一天就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为东方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要在这里现场直播大型文化电视节目《花开中国·花重锦官城》。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飘逸地弥漫在空中，把满树桃花抚弄得娇艳欲滴。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人，也戴着旅游者的小红帽，和成都市民们一起谈笑风生。这时，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心头的沉重。事实上，就在这天，就在这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告诉我，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慎重考虑和半年试点，成都市已在五个月前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决心用这把利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魔障，从根本上解决成都的“三农”问题。
这当然并不容易。
谁都知道，“三农”成为“问题”，真是千头万绪，说来话长。尽管也曾有过相当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仍然挥之不去。毕竟，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解冻，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天两天。就说成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虽然算好，却还是有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窘境，也未能解除部分农民的返贫之虞。这些丘区和山区占全市土地面积多大比例呢？丘区％，山区％，加起来竟达六成！何况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诸多社会建设问题。这么多问题加在一起，一个“城乡一体化”就能都解决了吗？
次年7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又来到成都。曾经开满桃花的龙泉驿，处处都能吃到红彤彤、香喷喷、甜津津的水蜜桃。这时，距离他们决定统筹城乡并且试点，已经两年多。朋友们告诉我，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也像龙泉驿的桃树一样，结硕果了。而且，成都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新都试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在全市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有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则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从审批和管制，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使成都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比方说，过去，城市与农村是“二元对立”的，城里的钱下不了乡，乡里的人进不了城，农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的步伐，农民对城市没有感情却有意见。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后，至少部分农民的感觉变了，他们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又比方说，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是不关群众痛痒的，因为反正是上面往下派，党委和政府的好坏也不关他们的痛痒，因为反正管不着。实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也就是试点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后，群众的看法就变了，他们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再比方说，成都市政府清理了审批项目，规范了服务流程，建立了政务中心，实行了质量检测，建设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这些说法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兴趣。我相信这三个“是我们的了”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回味和琢磨的故事。反正这时正是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住下来看个究竟？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就是我这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日两个月走马观花的结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故事，一些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我还会追问这些做法后面的想法，以及实际操作的方法，并尽可能给出一个说法。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当、可行、符合实际、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这事已经有了些眉目，也有了点成果。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使理想变成可能。这样一种实践，不会没有借鉴意义吧？
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让我们走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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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重新规范政府
2005年9月28日，成都西藏饭店1188室。
转眼间快两个月了。秋后的成都不再阴雨绵绵，空气也开始变得清爽。阳光从云缝里懒洋洋地洒落下来，给了街市上的人们一个好心情。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把握成都的故事与经验。由于“职业病”的缘故，我总觉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逻辑关系。找到这些逻辑关系，并把它们表述出来，是研究者的任务。但是，任何真知都只能产生于实践，任何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研。因此，我们还得把成都做的这三件事情──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再来梳理一遍。
先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我们知道，在前面讲述的“成都故事”中，“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做得最早的。我听邓全忠详细地谈过它的来龙去脉，也访问过许多人，很清楚这事可没有什么“事先设计”，完全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
事情的缘起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有人反映他们投资办企业实在太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就算没人告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城市的发展。这必须研究发展的规律。于是，市政府就责成计划委员会牵头，对成都市从建国到200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哪个时期发展得快哪个时期发展得慢，原因又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成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成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的。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发展成都经济，就必须吸引投资；而要吸引投资，又必须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本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是企业的事。企业投资，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企业受益，企业承担风险。投对了，企业发财；投错了，企业吃亏。这就叫“谁投资谁负责”，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管理方式却不是这样。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要由政府说了算。如果出了问题，则由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说，政府决策，企业埋单。
这没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于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花的是国家的钱。你花我的钱，我当然要管。谁来管呢？计划委员会。所以当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大得吓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金已经占有相当份额。人家花自己的钱，还要你来管他怎么花，就有点不讲理了。特别是外资企业，很不适应，觉得政府简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们贻误商机。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资体制要改革。当然，投资体制不等于投资环境。投资体制改革了，不等于投资环境就一定改善了。但体制是核心的东西。体制不改，环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分析投资体制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结论，认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效率极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来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也要来管，自封“婆婆”，没事找事，计划经济变成了审批经济。你就是开个小餐馆，也要政府来审来批。手续既繁多，审查又严格，效率就可以想见。成都市计委作过调查，也请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帮助调查，结果是办一个项目需要500多天。这样的效率实在太糟糕。投资是要把握机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这样的办事效率，谁还敢来投资？
第二就是“非公平操作”。过去的投资体制，特点有“三不”：审批不公开，程序不透明，市场准入的标准不统一，权力掌握在个别部门甚至个别处室手中，非常容易出现因人而异、厚此薄彼的现象，可谓弊端丛生，腐败难免。比方说，关系好的办得快点，关系不好就慢，或者外资企业吃香，个体经济吃亏，投资者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这样就把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了，甚至无法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这对投资者是不公平的。
人有病，天知否（2）
第三就是“既越位又缺位”。一方面忙不过来，另一方面又管不好，原因就在于管得不对。该管的事情比如规划、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环境生态没管好，这就是缺位；应该由市场、投资者自己管的，也要插手，这就叫越位。缺位的原因是越位，越位的原因是只要管事就有权。权力后面是利益，利益后面是交易，交易后面就是腐败，至少也是小金库。这样的缺位、越位，问题很严重。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归位。归到哪里去？归到政府和政府部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上去。这就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什么样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呢？首先要有规则。而且，这个规则还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