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
疑问与忧虑（3）
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谁选谁”，更在于“怎么选”。成都市在进行这项改革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的产生设计了一整套程序，其中环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可谓千方百计，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比方说，《试行办法》规定，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在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实中也有意义，那就是如果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的人选不当或不理想，还可以通过组织推荐的办法来弥补。但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上级党委和组织部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当，就会挫伤基层党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改革试验实质性流产。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这就两难。
其实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就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然后依法或依照党章选举产生。这在民间，被戏称为“组阁权”，准确的说法是“提名权”、“推荐权”或“建议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保证乡镇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保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带领群众谋发展、奔小康；弊端则是有可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乡镇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独立王国”。
总之，在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意义最大的是公推###，问题最复杂的也是公推###，不可不小心谨慎。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能坚持，不能退缩。要知道，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成都方式（1）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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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2）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说你们就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原本就没打算他表什么态，便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
我说，因为别的表述都不合适。我是不喜欢什么“共识”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华盛顿共识”也破产了。不是这些“共识”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共识”。再说了，你自封为“共识”，人家认账吗？人家投票了、签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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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3）
李春城笑问，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这个词不是常用吗？
我说，“模式”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模式”，即模型与范式。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定型”，模型嘛！也意味着“就范”，范式嘛！还难免意味着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依样葫芦。当然啦，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人，也许并没有这层意思，但它给人这种感觉。因此我既反对“共识”，也不赞同“模式”。
李春城再问，“方式”就好吗？
我说，“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要“共识”，却不能没有“认识”；可以不要“模式”，却不能没有“方式”。因为虽云“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怎样走才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方便快捷，还可以持续发展，就取决于“方式”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你瞄准了方向，也选对了道路，但是不会走，也要出问题。因此，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方式对了，事半功倍；方式错了，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欲速而不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路决定方向，方式决定成败。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顿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而且，方式是具有操作性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落实中央和上级精神时，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操作。也就是说，你们要考虑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样做”。这就要有“方式”。你们的成功经验，也正在于找到了“方式”。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你们才找到了方式；也不是说，你们孤立地创造了方式；更不是说，你们的方式就无可挑剔。其实所谓“成都方式”，其中“成都”二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重要的是“方式”。而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当初你们想到过要创造一种“方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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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平安（1）
要把工作当做事业去追求，当做学问去研究
李春城在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水，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李春城说，其实“成都方式”是你提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下来，一直做到了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具体问题要解决，但不能只限于具体事务，一定要思考一些在我们这个地方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几项工作，之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抓，而且还要长期地认真抓下去，就因为实践证明它们带有全局性，也说明当初我们从这几个问题着手是对的。至于说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站在更理性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