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37部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一次开批斗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批斗结束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后来对黄永玉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对同行的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身体不好，但总是找些力所能及的活来干，比如到湖边拾干苇或在路边捡竹跟引火用，身体稍好些，他就搬个小凳子，去看菜园子，以防牲畜偷吃。他写信给黄永玉说：“……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对黄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沈从文说，下放的时候，他独自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二人在路上相遇，沈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1979年之前的13年，沈从文一直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白天都得开灯。林湄问沈：“沈老，在小暗房的日子里，你想的是什么？”沈头一仰，哈哈大笑，许久才用豁达而谅解的口吻说：“身旁有许多书就足够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很多书很心痛，后来又在旧书店买回来了。”

　　文革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对此却很淡然，他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后，为沈作传的凌宇曾劝他道：“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些。”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

　　【天真】

　　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的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

　　一年夏天，年近八十的沈从文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腰和手肘受了伤，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萧离看望他时，戴了一顶普通的新草帽，沈见了赞不绝口，似乎忘了病痛。萧离问明尺码，给他买了一顶送去。沈十分高兴，如同小孩子过年一样，伸手拿过，兴奋地说：“让我戴戴！让我戴戴！”本来人半躺着，硬是坐了起来，戴着草帽，不肯摘下。

　　在美国访问时，一次餐后，姨妹张充和让沈从文吃了块冰激凌，沈吃得过瘾，因而每餐后总想吃一些。一次，张充和忘了他这个嗜好，沈从文便说：“饭吃完了，我走了。”张未听出弦外之音，并未理会。沈再次说：“我真上楼了。”张有些奇怪，但还是没有理会。这时，沈从文站起来，做出故意要走的样子说：“我可真走了，那我就不吃冰激凌了。”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

　　李辉回忆，沈从文大病一场后，张兆和让行动不便的沈坚持锻炼，每天须在小客厅特地留出的一米多长的空地上走五个来回。刚走了两次，沈便问：“够了吧？”张让他不许偷懒，他笑了，接着走了一个来回，说：“这是第四次了吧？”张马上说：“别骗人，刚刚三次。每次都想哄人。”在张的监督下，他又走了两圈，最后一个来回，他不等走到头便迫不及待地长吁一口气：“唉，完了吧？”张责备：“你总爱偷工减料。”他不反驳，有点调皮地看着她。随即，二人开怀笑了。

　　晚年的沈从文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直像一个孩子。

　　【仁厚】

　　沈从文帮助青年人不遗余力，他培养过的年轻作家有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陈敬容、李瑛、汪曾祺、吴小如等。

　　沈从文对朋友很是慷慨，一次，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与靳以约好去看戏，正好有人来借钱，沈便对他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二人只好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他。日后靳以来，沈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知说什么好。以后张充和等人再看戏，就不再经过沈家了。

　　巴金和曹禺常谈起沈从文，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沈从文，至少沈数第一。

　　王西彦在杭州一所高中师范程度的学校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中国公学毕业的青年国文教师，写得一手好诗。这位其貌不扬的穷诗人和王所在班级一位出生名门望族的女同学恋爱了，并不顾女方家庭反对，宣布结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王后来才知道，这位诗人得到了其中国公学老师沈从文的支持，二人结婚前，沈还给诗人出的一本诗集作序，诗人将这本诗集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夫人。

　　1946年，湖南遇特大旱灾，沈从文在报上刊登启事，为家乡卖字赈灾。他在启事中说：“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100件，全部作赈灾捐款。”

　　1947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为父亲治病及办理后事，家中欠下一笔债。与柯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卖字替他还债，沈在《益世报》登出启事，让买字的人自定规格，将价款直接寄给柯原，直到为柯还完欠款为止。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柯原才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此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

　　沈从文为学生修改作品，并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一生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不断上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使分量尽量轻一些。稿子发表，稿费寄来，他必亲自给学生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从文代为出手的。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也全部是由沈从文寄出去的。

　　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赶紧走近看看。发现是汪后，他和两个学生赶紧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酽茶，汪才醒过来。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访沈从文，当时汪正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从文开门一看，二话不说，出去给汪买了几个大桔子抱了回来。

　　沈从文曾担任多家报刊的编辑，经常选用青年作者的稿件，为他们加工润色。与其共过事的周定一回忆：“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

　　一次，沈从文给一位字迹写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说：“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他还婉言劝这位青年将字写清楚，因为“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

　　50年代，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沈从文热情地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王予予看展览足足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鲜时，沈还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王予予转业后，选择了文物事业，进了考古所，成为从事丝织品保护的专家。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啰嗦的客人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他越热情。

　　1972年，从干校刚回北京的沈从文托人打听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后，马上写信去问候老友。16年后，巴金回忆道，一次他挨完批斗后，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准备学习，有个女孩走进来说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处，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处。”不久，女孩又来问他地址，考虑好几天后，巴金才把地址交给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萧珊拿着五张纸，反复看着，含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在那样的年代，巴金未敢回复只字片语，连萧珊去世的消息都未敢告知沈从文，但他却对沈从文充满了感激。

　　1985年，巴金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特地去看望沈从文。80多岁的老人由女儿搀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差点摔了一跤。沈过意不去，巴金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文革期间，巫宁坤（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曾请沈从文指导过文章）一家发配到安徽农村落户，无人问津。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六页。一个月后，沈又寄来满满八张纸的长信，鼓励巫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己为例对巫说：“今年已72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

　　沈从文的弟子黄能馥一度想放弃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后，叫来黄，低声问道：“听说你灰心想改行了？”黄看着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沈坚定而严肃地对他说：“目光要远大一些。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黄从此坚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后来成为我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三大专家之一。

　　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