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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恋】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赵元任将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许多人批评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言中说，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吟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picturesgue（景色如画的），guaint（离奇的）等等形容词。”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他还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为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七八小时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也不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中美建交后，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赵元任夫妇回国后，一直去寻找他们曾经的足迹。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赵元任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赵元任的堂弟一家人，并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拍照留念。临走时，赵元任拉着二女儿新那的手说：“过一二年一定还要再回来。”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50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赵元任去南京金陵刻经处，途径南京逸仙桥小学时，90岁的赵元任和女儿们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1981年，赵元任逗留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1981年，赵元任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建设和变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此后，邓小平接见赵元任时，赵向邓小平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常州进步了，变化很大。”临终前，他给女儿新那的最户一封信，还说想回常州，让女儿陪他去。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做“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四、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江苏仪征人。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投靠清朝。经学大师、国学大师。〕
【天资】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被称为“神童”。
刘师培自幼天资过人，八岁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程善之曾告诉冶春后社社友杜召棠，一天，他从上海购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与刘师培、方地山共同浏览。不久，侍者来叫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二人前去吃饭，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尚缺十数地。程不解其意。吃饭时，程善之就问方地山所言何意。方答：“吾默识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蒙古全图上有地名千余个，仅一两个小时，怎可能记住？以为他吹牛。方说：“我不敢自信，但刘师培我可保证他绝没有多少误差。”程更加惊讶。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程善之始信其言。
【治学】
刘家三世传经，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左传》新疏工作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抱瓮居士文集》等。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8岁起学《周易》，12岁时已读毕《四书》、《五经》。
1898年，父亲刘贵曾病逝，刘师培便由母亲李汝蘐授《尔雅》、《说文》，并向堂兄刘师苍问学。刘师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
刘师培是经史世家的传人，其家藏书如海。刘师培十七岁即全部读完了家中的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在国学界被誉为少年大师，与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早年丧父，祖母怕他出外吃亏，将他禁锢于家，所以他虽名声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刘师培何许人也。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这日闲暇，陈独秀到章士钊寓所聊天，忽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对二人说：“我叫刘师培，从扬州家里逃出来的。”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
章太炎曾评价刘师培的治学道：“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间，刘师培讲授“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并出版了《中国古文学史讲义》。本书的出版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
刘师培家族几代传经，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研究《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同时，他还研究《周礼》，著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作品，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刘师培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著作颇丰，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刘师培去世后，钱玄同等人将刘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成为研究员，刘师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开始，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为“文”和“文学史”两个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四安排一个小时时间，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员进行研讨。后来研讨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开始，刘师培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方向。在所有国文门的教员中，他指导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指导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钱玄同、吴梅、周作人等。北大的这一工作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时，徐树铮乘机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国史编纂处，直接隶属国务院，改称国史馆，北大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书是刘师培在北大中国文学门任教时所编讲义，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反响极大。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本书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方面阐述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历史。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其引证资料的广博和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而刘师培对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叹服。本书以引用资料为主，表达观点为辅，在写作方法上，先罗列史料，间或夹杂刘个人的观点，再选录相关文章，进行印证，相互呼应。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其著述《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魏晋时期是被学术界忽视的一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但刘师培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说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在日本期间，曾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他还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所有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刘师培的水平被许多近代史专家公认是最高的。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1936年冬，陈中凡在《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中说，1919年秋，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当时他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