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国学”一词始肇于清末。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梁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提及“国学”一词。1905年2月23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发刊词云：“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至此，正式用“国学”之名于报刊。
【传道】
黄侃狂傲，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问其故？他答曰：“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道：“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当时刘在黑板上化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太希在北大，常去听刘师培讲课。刘师培健康不佳，讲课声音微弱，写板书时，与小孩无异，写口字就在黑板上画个圈。
杨亮功回忆刘师培：“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回忆刘师培道：“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国故】
刘师培第一次会试落榜后，对科举表示出极端的不满，曾作《留别扬州人士书》，表明自己作别科场，投身革命。但1903年，他又去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
刘师培在《与端方书》中表达了继承家学，努力治经的想法：“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
刘师培在北大时，正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见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北大青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的刘师培等人坐不住了。1918年，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对蔡元培发难，曾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但刘师培胆小怕事，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婚姻】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逸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一次，刘师培看到一位亲戚戴着黄金框架的眼镜，非常羡慕，就向外祖母索要。外祖母疼爱外孙，便对他说：“咱哪有那么多钱呀！还是拿我的首饰去打造一副吧！”当即拿出数件金首饰交给刘师培。刘师培辗转托人打制，几天后拿到了金边眼镜，高兴异常，跳跃不止。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章太炎因怀疑孙中山收受日本人的贿赂而对孙中山非常恼怒，刘师培受其影响，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写道：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书法】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某次，文科学长陈独秀去旁听，只见一堂课下来，刘师培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这个被称为“日”的汉字，刘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而已。陈独秀一笑了之。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刘师培手迹虽似孺子书，但因其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故其手迹传世极少。“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即章士钊的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所书赠纨扇。
【革命】
刘师培十七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章士钊《孤桐杂记》写道：“申叔于光绪癸卯年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不足二十耳。”
但梅鹤孙却说刘师培是突然离家出走，他在《刘氏五世小记》中记载：“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