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8部分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一一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三子一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

　　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7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