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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